最近读了傅高义著、冯克利译的《邓小平时代》，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介绍了邓小平的一生，也以一种视角梳理了1977至1992年期间的往事。这是一本外国人写给西方的书，作为中国近现代的一部分，亲身经历的长辈们应该更加熟悉。我试图通过阅读了解这一部分的故事，补充一点历史知识，做了一些文摘。全书包括24各章节，分别以时间顺序列出相关事件。
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对于出生之前出现的事物，通常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历史的局限。
0 导言
一些大胆的干部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真正根源正是毛泽东本人，但是邓小平认为，过去20年的失败不能全归罪于一人，用他的话说，“我们大家都有份”。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的制度缺陷。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
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
毛把邓小平当作自己潜在的接班人之一，让邓小平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在1956年以后与其他五位国家最高官员一起参加政治局常委会。
毛泽东整过邓小平两次，但从没有把他置于死地。他只是让邓小平靠边站，以便今后可能时再启用他。
众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体工作留给别人去做。他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
自16岁离家之后，他再没有回去看望过父母或回乡探过亲。
1911年的事件被称为“辛亥革命”，倒不如将它称为“崩溃”更为恰当。它不是组织有序的革命力量带来的结果，而是对帝国体制失效做出的反应。
在他统治的27年间，毛泽东不但消灭了资本家和地主，也毁掉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自己手下的老干部。
与东欧各国不同，中国在1960年代就彻底摆脱了苏联，这意味着它的领导人在决策时可以只考虑什么对中国最有利。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
1927年回国后，他使用了“邓小平”这个姓名。有人认为这个名字很适合他，因为他身材矮小，梳着平头。
1.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毛泽东反抗自己的父亲，邓小平却没有，他只是疏远父亲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法国青年上了战场，一时造成工厂劳力短缺，于是召募了15万中国劳工赴法打工
邓小平从未接受过专门的外语训练，未能通过法语考试。但他父亲邓文明花钱通融使他过了关。
中国学生大多来自殷实之家，因学业优异而获选留学，都是些想学习现代科技以报效国家的英才。可在法国，他们只能找到连法国工人都不愿干的工作，在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工厂和矿山做没有技术含量的苦力活。
在莫斯科，邓小平每天上课八小时，一周上六天课。他修完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研究的全部课程，还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苏共党史和中国革命运动史。共产国际希望与潜在的中国领导人搞好关系，为中国学生提供了比一般俄国人更好的生活条件。
还在莫斯科时，21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不妨举个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类似于邓小平1949年至1952年在西南局当政时实行过、后来又在1980年代再次采用的政策。
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蒋介石意识到与共产党的裂痕正不断扩大，担心受到攻击，于是在1927年4月率先下手剿共，大开杀戒，很多中共领导人遇害。
（邓）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
1927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党的干部害怕一些党员暗中为敌人提供情报。
（三起三落，第一落）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认为必须建立农村根据地，等有了足够的实力再向对手发起挑战。然而中央领导却指责邓小平追随罗明（一名福建籍干部）的失败主义政策，在打击敌军上不够积极主动。邓小平受到严厉指责，被称为“毛派头子”，甚至他的第二任妻子阿金也加入了批判他的行列，和他离婚，嫁给了批他的人之一、在法国时就和邓相识的李维汉。
但在第五次围剿中，强大的国民党把共产党赶出了根据地，共产党从此踏上差不多长达一年的逃亡之路，这就是著名的“长征”。
1936年12月，军阀张学良的军队发动“西安事变”囚禁了蒋介石总司令，给共产党带来良机。蒋介石为了使自己获释，被迫同意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实际上，邓小平在八年抗战时期成了山西太行山区的最高政治领导人。他要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为当地数万居民和部队提供足够的口粮，同时还要生产足够的经济作物，并使当地简陋的工业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布匹和其他日用品。
卓琳比邓小平年轻12岁。
邓小平和卓琳育有三女（邓林、邓楠、邓榕）二子（邓朴方和邓质方）
抗战之后，邓小平成了中共在晋冀鲁豫边区事实上的最高长官，
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在年轻人中寻找和培养有前途的共产党组织人才，其中有两个人——赵紫阳和万里——在1978年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平定西南农村地区的工作比其他地方更为困难，因为自抗战以来，这里一直是国民党的全国总部，国民党在这里拥有大量支持者；
1953年，财政部长薄一波丢掉了职务，因为毛泽东认为他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毛任命邓小平接替了他。邓小平担任财政部长的一年，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他主导着与各省进行协商的政治过程，以确定各省要上缴多少粮食和税收，以及中央政府要向各省份配多少。
邓小平很快就意识到，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将殃及那些和斯大林一起工作的人，削弱苏共的权威。
邓小平在八大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被提拔为总书记；
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力挺毛泽东，维护党的权威，打击敢言的知识分子。
像党内许多忠诚的干部一样，邓小平很清楚大跃进时的毛泽东不愿听取不同意见，因此他也没有批评毛。
但是大跃进的灾难拉大了不可救药的浪漫幻想家和务实的执行者之间的距离。
他还主持了中共“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写作。
因此当1966年毛泽东整刘少奇时，也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
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江青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被毛泽东拒绝。毛继续保护邓小平，以防他受到激进派的攻击
2.放逐与回归，1969—1974
在别人的监督下读一个小时毛主席著作，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
但邓小平告诉他们叫他“老邓”就行
文革对国家、对邓小平本人和家庭的影响让他感到痛心。
就像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林肯（Abraham Lincoln）这些经历过大权旁落和东山再起的国家领袖一样，邓小平发现，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岁月使他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
对邓小平来说，问题不仅是毛在世时如何与他共事——只要毛还活着，就一直是老大；他还要思考如何尽量扩大毛泽东所能容忍的决策空间。
但是远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出席1970年的国庆典礼，是中国准备跟美国发展关系的信号。
林立果调来飞行机组和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几个追随者连夜逃往苏联。但是飞机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它坠毁于蒙古，机上无一人生还。
在毛泽东手下受过罪的人，以及对他带来的灾难感到痛心的人，都知道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多么强大，假如直接批毛，将会使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
此时此刻，其实只有一个人能管好党和政府，而且由于多年磨炼，他也不会威胁到毛的权力，此人就是周恩来
到那时为止他尚能避免毛泽东对他的猜忌和惩处——两个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都因此而丧命
毛泽东用这些话把迫害陈毅的责任推给了他过去“最亲密的战友”林彪
但是，周恩来对文革受害者的帮助是有限的，因为他担心这会触怒毛泽东，而他的担心看来也很有道理
1969年发生珍宝岛战役后，毛泽东担心受苏联入侵的危险，自南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决定扩大与西方的交往，并指派周恩来进行谈判。尼克松正在设法解决越战问题并寻找对抗苏联的长期合作对象，便指派基辛格与周恩来谈判与中国修好
（缓缓复出）在1972年1月的陈毅追悼会上，他就曾对陈毅的家人说，邓小平跟刘少奇不同，他的问题不那么严重。
（邓）他说自己绝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让受过批判的人重新担任要职，中共通常的做法是先暗示他已重新得到爱护，这可以使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任命。
（毛）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或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大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之后，往往不再理会朝内衮衮诸臣，只跟内宫善于阿谀奉承的太监打交道。
过去的皇帝上了年纪后，除了培养继位者，也都十分在意自己的身后事。毛泽东也一向很看重自己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不喜欢周，但又离不开周。
毛与周的问题不是担心周恩来有可能篡权，而是周的声望超过自己的声望，还有就是他同美国打交道时可能太软弱。
十大后的21名新政治局委员中有4个激进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
毛泽东听到周恩来居然认真看待基辛格的建议，让美国同台湾和大陆都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对周恩来勃然大怒。
毛泽东听完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的汇报后，认为这种建议与苏联在1950年代末要为中国提供联合舰队的建议如出一辙。
江青很会揣摩毛的心情，而且一直在伺机整周恩来。这时她觉得时机已到，便发动了对周的批判，说他喜欢对美国人低头哈腰。她把周称为“投降派”。毛泽东想让中国外交的腰杆儿更硬，因此也乐意狠批一下周恩来
邓小平在19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就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周恩来却没有。自从1931年邓小平被批为“毛派头子”后，他就一直紧跟毛泽东，并在1950年代得到了毛的重用。
据说，在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泽东为了考验王洪文和邓小平，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
毛泽东日益信任邓小平的最突出的标志，是他选定了邓小平作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中国领导人。
毛泽东现在希望联合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对抗两个超级大国。
在邓小平看来，华尔街不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
回国之前，邓小平买了两百个牛角包和一些乳酪，回国后分送给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和聂荣臻等人，他们都是1920年代他在法国时的革命战友。
他还向美国的工商界明确表示，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能够使经济交往迅速发展，而这又将取决于美国是否终止与台湾的邦交
他对他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毛泽东让负责党内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宣布这项任命，王却拖延时间，首先把消息透露给了江青，以便她有机会做出反应。
3.整顿，1974—1975
毛泽东则患有心脏病和葛雷克氏症，医生告诉他剩下的日子不足两年了。
（1975年1月全国人大）在这次报告中又重新提出的任务——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一，反修防修；二，安定团结；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简而言之，中国对军事冲突毫无准备
邓小平要结束过去25年来政治运动中的冤冤相报，他不断表示，目的不是算旧账，而是要通过整顿为迎接新的挑战做好准备。
邓小平认为，组织一个有效率的国家政府的关键不是改变法律法规，而是为各级行政单位配备一个领导班子，交给他们实权。
在邓小平看来，从组织的可靠性上说，一个领导班子要优于一名领导人，不管后者多么能干。一名领导人说不定会出事，但如果是一个小班子，一旦出了问题，其他人可以随时接过工作。
（整顿军队）恢复纪律，裁减兵员，改善训练，为每个单位建立新的领导班子。
邓小平深知，美国是唯一能够全面抑制苏联的大国，因此每一次会见美国官员时他都会敦促他们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裁军是一支现代、稳定的军队能够长期发展的最关键的第一步。
他在打游击的年代就认为，打一些胜算在握的小仗，可以鼓舞部队准备打好大仗。
自土改以来，由上级派工作组一直就是保证国家政策在地方得到落实的基本手段。
他不再搞整顿，而是转而依靠科技。这一战略转变带来了巨大收获。
毛泽东打算进一步重用邓小平的第一个明确迹象出现在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陪同他一起会见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过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邓小平将成为第一位对西方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官员。
4.向前看，1975
江青的宣传工作难免与邓小平分管的文教科技工作发生重叠。
需要重新赢得因文革而疏远的知识分子的人心，把他们安置在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作贡献的位子上。因此，1975年政研室在加强科研机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1975年，干部们对“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已有所耳闻，它们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但在当时公开赞扬资本主义仍属禁忌，因为这将使中国多年来付出的牺牲的价值乃至中共是否应该继续执政受到质疑。
但是，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破坏之后，领导层想凭主观意志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热情基本上已经消失。
毛泽东去世几年后，邓小平可以大胆地解释说，中国应当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念，这不会威胁到中国的主权或共产党的统治。
对工人进行物质奖励，通过“按劳”而不是“按需”的方式进行分配
他承认在发展工业之前必须增加农业生产
文革期间，在汇聚了大量高级科学家的中国科学院，每250个科学家中就有1人被迫害致死；
第四稿不再提前17年取得的科学进步，改为讲建国后整个26年以来取得的科学进步，这样就避免了批评文革。
要支持真正优秀的少数科学家，不要在意他们性情怪僻。解决他们的住房和其他一些生活问题很重要：他们的孩子要送进好的托儿所，还在农村的配偶都应当允许调到北京。
（毛）他的怒气集中在一句话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胡乔木在最后一稿加进去的。毛泽东坚信，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其中包括毛的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梁山义军的故事对当代也有意义。毛的这个看法传到了姚文元那里，他便抓住机会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他们跟宋江一样是丧失了革命热情的投降派。
毛泽东允许邓小平纠正文革造成的很多破坏，但他仍抱着遮羞布不放，相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四十多年来，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直是有令必行，毛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
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
在这场批判中，坚定拥护邓小平的“四大金刚”（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和张爱萍）都因为支持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受到批评。
在后来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判的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
事实上，基辛格从会谈的情况断定，由于毛泽东病得不轻，无法过问具体的或持续性的工作，现在“邓小平是关键人物”。
1975年毛泽东是有意愿转向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的，但邓小平的动作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限度。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手中仍握有大权，他能收紧缰绳，能撤掉邓小平或让他受批判。
5.靠边站，1976
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内，中国有四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
（毛）他试图借机抑制群众对周的怀念，对周一生的成就只给予了以党的标准而论尽可能低的评价。
半个世纪以来，邓小平的生活与周恩来难分难解，两人都在毛手下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也都在毛手下受过罪。这是邓小平在1977年春天复出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他不想单独听邓小平说什么，因为邓小平很容易事后不认账。
在1975年，群众都把邓小平看作领导人，认同他的工作表现。为使华国锋这个新领导人被人们接受，不因邓小平的存在而受到影响，最好是让邓小平退出公众视野，降低他在群众中的威望。
毛泽东知道，华国锋不像邓小平、周恩来那样出类拔萃，但他实在找不到其他年龄和经验都合适、又能符合其要求的干部。
也许对于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是文革的受益者，因此可以确信他不会否定文革。
华最初的任务之一是领导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即批判邓小平为许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
毛还批评邓小平所讲的“白猫黑猫”论（即“不管是黑猫、白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认为这个说法并没有将帝国主义和马列主义区别开来，反映出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思想
北京的中共领导层试图阻止民情的进一步宣泄，宣布各单位可以在自己单位内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要维护天安门广场的秩序。
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但是天安门事件清楚地表明，至少在民众政治觉悟最高的北京，毛泽东已经失去民心，周恩来才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邓小平也有足够的民意支持成为主要领导人。
邓小平一家人搬回原来的家九天以后，北京一百多公里外的唐山发生大地震，官方统计有24.2万人死亡。北京也有强烈震感，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结构受损。如同帝制时代一样，有人认为这场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不满的征兆。
华国锋被选为总理和第一副主席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排名第一次超过了“四人帮”
华国锋从一个谦逊的中层干部到突然身负大任，在把握紧张的政治气氛上格外小心。
当时还很少有人敢于说出很多人的心里话：其实“四人帮”本是一个以毛主席为首的“五人帮”。
江青曾对她的西方传记作者洛葛仙妮・维特克说：“性爱在最初几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长久使人着迷的是权力。“
通过为毛泽东办事，她得到了反击的权力。作为毛泽东最坏的一面的化身，她很容易在中国为千夫所指。
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曾经想让江青掌握大权。而每当她暴露出这种野心，毛就会管束她。
35分钟之内，没放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四人帮”的威胁就被消除了。
“四人帮”余党制造动乱的最大危险来自于上海的武装民兵。
华国锋与“四人帮”的斗争后来被一再说成善恶之间的伟大斗争，是追求正确路线的党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就像中国历史文献中记录的很多故事一样，这其实属于成王败寇的老生常谈。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华国锋决定继续批邓，拖延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在10月26日宣布，当前要批“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
邓小平一向愿意接受权力的现实，他是最早表示拥护华国锋的领导人之一。
而实际情况是，华国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拖了半年才让邓小平恢复工作。
其实，毛泽东激进思想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分离过程，早在1974年毛泽东宣布支持安定团结时就已经开始了。
“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后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基础。
6.复出，1977—1978
华国锋过去一直在省一级工作，没有北京的经历，毫无外交经验，在军队事务上也没有多少资历，这样一个人登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确实有些勉强。
华国锋缺少毛泽东和邓小平那种英雄般的革命经历、宏大的历史眼光、解决问题的稳健意识以及他们的沉着与自信。
华国锋就面对压力要向激进派证明自己遵循着毛泽东的遗志。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要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办，
华国锋和邓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视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党的领导层一致认为邓小平是个难得的人才，已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则把他视为他们认可的领导人。
《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后来说，“两个凡是”一文堵死了让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复出的道路，也使参加过“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人无法得到平反，另一些冤假错案无法得到纠正。
在某些问题上还是取得了共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文革转向四化，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增加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利用。
（华）他暗示邓小平不会完全拥护毛主席，并且又加了一句尖锐的话：“我们要记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人人都知道邓小平经常被批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有可能效仿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华国锋想进一步维护毛泽东的遗产，他也意识到了处理“四五”事件引起的消极反应，因此对代表们说，对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不管什么人，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邓小平说：如果我死后人们能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足了。
（邓）他对方毅和李昌说，必须强调要把脑力劳动者也视为政治上受尊重的工人阶级的成员。
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
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
但是，由于毛泽东去世后依然挥之不去的大气候，邓小平在规划自己的事业时仍要当心。他首先重复了一句套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邓）他借用了一个军事术语，把自己的工作称为搞“后勤”。
邓小平对科学在中国的复兴中所起的作用持有一种近乎着魔的信念，并因此批准了一些相关项目。
培养优秀的科学家，必须从小学就打好数学和外语基础。大学应当减少校办工厂的数量，增加实验室
（邓）他说，科学十分重要，应当把它看作生产力，应当把脑力劳动也视为劳动，要允许科学家专心从事专业工作，不必受政治活动的干扰。他虽然没有提到“红”与“专”哪一个更重要的争论，但他的回答是明确的：“专”更重要。
第一批学员来到中央党校之前，胡耀邦的部下就在7月15日创办了一份名为《理论动态》的期刊，它只供一小批高级干部阅读，旨在探讨新思想，提出新解释。
《理论动态》在1978年5月10日出了第60期简报，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说，这是一篇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文章。他表扬了胡耀邦组织的《理论动态》理论班子，并且说应当让它继续工作。
中共内部，公开直接批评领导人一向属于禁忌，但文革的受益者普遍支持华国锋，文革的受害者则普遍支持邓小平。
7.三个转折点，1978
在日本，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转折点是“岩仓使团”。
多年来一直告诫群众资本主义如何悲惨的官员们，开始争先恐后地亲自去看看资本主义国家。
但更加重要的是，这次访问之后，中国领导人不再把南斯拉夫称为“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批判脱离正确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使用的骂名。中共领导也同南斯拉夫共产党恢复了关系。
与会者被告知，不要专注于过去的错误，要思考国家在未来应当做些什么。
其中最紧迫的两个问题是：中国如何在不失控的前提下，扩大外贸和外国人的作用？如何既能调动个人、地方和外国人的积极性，又能保持对全国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的控制？
邓小平自己后来回忆说，他去各地为改革开放计划“点燃星星之火”有三个重要时刻。第一次是1977年11月在广州，他与叶剑英接见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时，让他们搞活广东经济。第二次是1978年2月出访缅甸和尼泊尔时在四川停留，当时他与赵紫阳见面，讨论了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在四川时，他曾嘲笑那些说农民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说，这种抱着僵化教条不放的人应该开开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三次便是这次他出席朝鲜劳动党建党30周年庆典后归途中的东北之行。
⋯⋯如果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就无法证明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
当邓小平15日开始参加工作会议时，会议的焦点已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一些党内老领导后来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
第二天即11月15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就以大字标题刊登了《北京日报》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
通常，如此重要的政治声明必须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这三位大胆的主编觉察到正在变化的政治气氛，未经上面允许就冒险采取了行动。
一向好奇且政治上敏感的北京人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华国锋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叶帅深信，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手中所造成的。
毛主席为党做出了卓越贡献，党不应当像赫鲁晓夫抨击斯大林那样批判毛泽东。
告诫说，中国不可能很快解决它的所有问题，不可以想当然地急于求成。有一些难题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
在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他表达了党内高层的一种主流观点：中国的两次大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
邓小平说，集体负责论实际上是“无人负责”
为了对即将到来的很多变化做好准备，邓小平建议党的干部学习三种知识：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中全会是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庆祝会，是向中国民众和外部世界宣布新路线得到正式批准的仪式。
就像遵义会议代表着毛泽东思想对教条主义的胜利一样，三中全会代表着党内民主讨论的优良传统对“两个凡是”的胜利。
应当允许多大程度的自由？党和政府应当以何种尺度和方式为异见的公开表达划定界线？
8.为自由设限，1978—1979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反文化的革命”，它攻击了旧文化，却并没有创造出新文化。
从原则上说，邓小平赞成扩大自由，他愿意在这方面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邓）他允许了两次重要论战的开展，这扩大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
（民主墙）“请大家扪心自问，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林彪能获得权力吗？请大家扪心自问，难道毛主席不知道江青是叛徒？没有毛主席的同意，‘四人帮’能达到打倒邓小平的目的吗？”
西单墙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西单民主墙”，或简称“民主墙”，在最高峰时，每天有数万群众驻足于这道墙前。类似的墙也出现在了全国其他一些城市。
但是，当抗议者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正像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所说的，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
“禁止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大字报、书籍、杂志、图片等材料。
据于光远说，胡耀邦作为一名听话的干部公开支持了邓小平的决定，但是参加过理论工作务虚会公开讨论的干部都知道，胡耀邦个人认为允许更大的自由并不会威胁到社会秩序。
邓小平说，现在谁也不清楚哪一种民主适合中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思考。
与会者提醒吴冷西说，邓小平在1978年8月23日就明确告诉他，《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要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精神。
人民大学的哲学教授张显扬走得更远，他将“四人帮”称为“法西斯专政”。后来担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严家其则提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应当对所有干部的任期做出限制。
毛泽东在1957年发动“双百运动”后感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太过分，邓小平在1979年也觉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走过了头。
邓小平始终认为，党内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不应当公之于众。
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
（邓）他承认“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他说，历史不是由一个人创造的，但人民会对这个人表达崇敬。
但是在如何划定自由的界限上，他们的分歧却愈演愈烈，最终导致邓小平在1987年决定将胡耀邦撤职。
事实上，从1979年到1992年这个时期，大趋势是自由讨论的空间在不断扩大。虽然不满于那些愚蠢而随意地管制言论自由的做法，但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寻机突破自己的自由界限。
但是，在邓小平统治时期，到1992年他退出政治舞台为止，在自由的边界问题上他将面对持续不断的拉锯战。这场拉锯战最终在1989年6月4日导致了一场悲剧。
9.苏联—越南的威胁，1978—1979
外交一向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工作
黄华曾多次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国外的来访者，他在谈到邓小平时说：“他能很好地抓住主要问题，深刻理解并简单说明问题的实质，果断并且直截了当地做出判断和决定。
1978年见过邓小平的另一个外交官也说，只要一提到越南，邓小平就不由自主地发怒。
邓小平理解中越关系的复杂性——因为国家利益发生了变化，需要用新的眼光重新考量。
会议三天后，《光明日报》一反邓小平承认南沙群岛存在争议的态度，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文章，把南沙群岛称为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华人开始逃离越南。越共领导人在1975年夺取南方后，着手对经济实行大规模的集体化和国有化。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打击南越的150万华人，其中很多是反对集体化的小商人。
邓小平在向西方人解释这种局势时说，越南就像亚洲的古巴，它是中国旁边的一个基地，苏联能在这里布置它的军舰、飞机和导弹。
与日美恢复关系时，如何尽量减少对中朝关系的伤害
他相信，要让苏联停止在东南亚的扩张，就得采取强而有力的军事行动。他打算“教训一下”越南，让它知道无视中国的警告以及向苏联提供军事基地，将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他决定以入侵的方式“给越南一个教训”，拿下几个县城，表明中国可以继续深入，然后迅速撤出。
邓小平当时尚未决定在中国实行什么政策，但新加坡使他更加坚信中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邓小平曾感慨道：“如果我只管上海，我也许能让它迅速改变面貌，可是我得管整个中国。“
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在遇到新问题时，他首先会尽量搞清楚症结所在，然后才决定如何应付。
10.向日本开放，1978
邓小平在1978年10月出访日本，是要争取日本与中国合作对抗苏联和越南的扩张。
作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个人不难对国家利益做出冷静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从1977年末到1978年7月中旬，中日双方几乎不间断地举行了数轮有关条约细节的谈判，但反霸权的条款仍然是主要症结。
邓小平对他的东道主说，他来日本有三个目的：一是互换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文件，二是向几十年来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日本友人表达中方的感谢，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仙草”。
当有记者提出钓鱼岛归属的问题时，气氛骤然紧张，然而邓小平回答说，中日两国看法不同，对钓鱼岛的称呼也不同，不妨先把问题放一放，把它留给后人，他们会比今天的人更聪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在回答毛泽东在文革中给国家造成的灾祸时，邓小平说：“这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错，而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们很多人都犯过错误；我们缺少经验，缺少判断力。”
君津制铁所是一个自动化钢铁厂，仅此一家工厂生产的钢铁量，就相当于当时中国全部钢铁厂总产量的一半。
邓小平访日之后，对“管理”一词的含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开始更频繁地使用它。
他确实认为，社会主义也能运用现代管理，共产党也可以提倡现代管理。
日本的管理人员聪明地学会了如何通过激励工人获得利润，他们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待遇要比马克思看到的那些受剥削的工人好得多。
在邓小平时代的鼎盛期，日本在为中国的工业和基础建设提供援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11.向美国开放，1978—1979
邓说：“我是个国际名人，不是因为我有多少能力⋯⋯而是因为我的三起三落。
”我们不能接受把它作为一个条件。台湾是内政问题，是基本的主权问题”
谈判中最大的难题是：美国是否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明确表示它打算继续对台售武，但是每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中方都回答说，他们坚决反对。邓小平本来希望，只要美国同意停止对台售武，台湾会感到现实的出路只能是同意与大陆重新统一；他希望这件事在他当政期间就能很快实现。
他认为，高调展示中美合作可以让苏联变得更谨慎，还可以减少苏联对中国攻打越南可能做出反应的危险。
《时代》周刊1月份第一期将邓小平选为1978年的“年度人物”，理由是他让一个封闭的共产党国家步入了新的开放之路。
邓小平将越南称为东方的古巴，是苏联从南部威胁中国的基地。
邓小平说，必须打破苏联的如意算盘，适当地给越南一个小小的教训。
他对卡特说，北京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对台湾动武：一是台湾长期拒绝与北京谈判，二是苏联涉足台湾。
但奥尼尔后来写道，邓小平绝不怀疑，至少就中国而言，分权制是一种十分低效的治国方式，是中国应当避免的。
邓小平访美对中国的作用，甚至比对美国的影响更大。邓小平的访问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而在中国，他的访问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未来观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变。
12.重组领导班子，1979—1980
他要与仍正式担任党主席和总理的华国锋及其在政治局的四个支持者分享权力。
对于任何一个75岁高龄的人来说，这种旅行都是令人惊叹的壮举。邓小平登山即将结束时歇脚的照片被广为传播，照片中的他卷起裤脚，拿着手杖，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
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登黄山，就像毛泽东著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领导人，准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
而邓小平需要的是能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的人。具体说来，邓小平寻找的干部要有能力处理外贸、金融和技术问题，这又意味着吸收和提拔那些学历较高、掌握科技和管理知识的人。
他们是共同干事业的同志，而不是私人朋友。对于关键岗位，他选择那些致力于改革开放、才华出众、精力旺盛而且其才干是一步一步得到检验的人，而不是那些从下面突击提拔起来的人。
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年生）、赵紫阳（1919年生）和万里（1916年生）。
对邓小平班子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另一个人是邓力群（也生于1915年），他没有担任和其他人一样高的职位，但作为撰写讲话稿和党内文件的笔杆子
邓小平把这种局面比喻为青黄不接——春末时分，去年的存粮已近告罄，而地里的庄稼尚未成熟，使口粮难以为继。
他自豪地谈到党战胜了外来侵略，但也承认党在1957年错误地打击了太多的“资产阶级右派”，错误地吹嘘自己的成就，错误地刮起“共产风”，企图不顾现实去实现集体化的高级阶段。他承认文革是一个严重的政策错误，使林彪和“四人帮”等阴谋分子迫害了很多好人。他说，党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努力是不成熟的，它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得了惨痛的教训，为了美好的未来，当前要努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把在中国革命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称为‘毛泽东思想’”。
（1980年2月五中全会）可以视为邓小平领导班子的起点，胡耀邦和赵紫阳将在会上当选要职，华国锋的四个主要支持者——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将离开政治局
邓小平在讲话中承认：“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如何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
只有经济强大了，才能更加坚定地对抗霸权，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要力争80年代达到这个目标。
实际上，邓小平在描述执政党的理想角色时，听上去更像一个西方的企业主管，而不是一个毛泽东的信徒。
邓小平的三个主要支持者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接手要职。
政治局常委其实也极少开会。但是常委的人事变动在上层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使下边的干部很快意识到上级将要采取新的政策路线。
为刘少奇平反的僵局很快就被打破。刘少奇从1945到1966年一直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后来毛泽东把他打成叛徒和“走资派”
为刘少奇平反不一定批判毛泽东。但是给刘少奇平反所造成的效果是使党员对于修正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承认他的错误作好了准备，也使为很多与刘少奇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中共老干部平反变得更加容易。
毛泽东整治高级干部时，往往先除掉他们的主要支持者，使他们陷入孤立，从而使批判他们变得更容易
邓小平年轻时极其敬佩毛泽东，几十年忠诚地为他工作，却被他抛弃了两次，受到公开批判的羞辱。
评价毛泽东的过程，延续了邓小平长期一贯的理性分析：如何既能维护党的权威，又让手下的高级干部摆脱毛的路线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胡耀邦在退休后说，他最愉快的几年就是在华国锋手下的那段岁月。这种说法很可能反映着他对邓小平让他下台的不满。但胡耀邦在1980年是受命就免去华国锋职务做出说明的人。胡耀邦在有关这段历史的说明中首先承认，党和人民绝不会忘记华国锋在逮捕“四人帮”上做出的贡献，尽管他夸大了自己在这一成就中的作用：由于“四五”示威运动后形成的政治气氛，逮捕“四人帮”并不是难事。
毛泽东在世时，华国锋有时也不同意毛的看法，甚至被毛批评过（他曾被毛批为“满脑子都是生产”），但是毛泽东去世后，他却用“两个凡是”加强个人权力。
在1980年底，最强烈反对让华国锋下台的人是叶帅。在讨论党史时，叶帅就不赞成强调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觉得，为国家利益计，必须比邓小平更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威望。他更愿意将责任推到江青和林彪身上。
13.邓小平的统制术
如果说毛泽东像一个高居云端的皇帝，博通文史、签发诏令，那么邓小平更像是一个总司令，审慎考察着自己的作战计划是否得到正确部署和落实。
赵紫阳在其口授的回忆录中说，他和胡耀邦更像是大秘书而不是决策者，但他们要负责抓落实。邓小平确实保留着拍板的权力，但通常他不会事必躬亲；他定大政方针，让胡耀邦和赵紫阳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落实他的指示。
中央书记处恢复后，成了一个处于他明确控制下的全新机构。
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邓小平有几十年的经验，对自己的想法充满自信，因此很少向别人让步。
邓小平偶尔也跟与他年龄相近的老干部见面，如杨尚昆、王震和薄一波，他与这些人是几十年的老相识。
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后再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
作为头号领导人，他知道仅仅靠法规并不足以让群众服从——中国还不是一个公民对法律具有发自内心的普遍尊重的国家，而其中部分原因又在于长期以来公民们总是看到领导人在随意改变法律。
邓小平支持“党内民主”的观点。对此他的理解是：领导人要倾听“建设性意见”，以减少犯严重错误的危险；然而，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旦做出决定，党员就要执行。
当邓小平认为赞扬西方式民主之类的思想具有严厉批评中共的意味时，他会为维护中共的权威而做出坚定的反击。
邓小平不相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能在中国行得通。他认为统一的命令体制更好用，效率也更高。
如果邓小平的政策不得人心或出了问题，通常要由下属来承担罪责，就像把毛泽东的错误推到林彪、江青和其他下一级干部身上一样。
邓小平愿意采取一些过渡措施，但他心中始终想着长远目标。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中国大学生毕业时，邓小平继续实行毕业生分配制度，把大学生安排到指定的关键岗位。直到1980年代末，邓小平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
但是在邓小平看来，想在打仗之前搜集到敌方全部情报的指挥官难免要贻误战机。
邓小平当政时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减少受迫害者的亲友想寻机“算账”的欲望。
（1）“团派”，即过去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干部；（2）“太子党”，指中共高干子女，其中一些人还有同窗之谊；（3）“秘书帮”，给高级干部当过秘书的人。
最高层的气氛一向复杂而微妙，因为它的基础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开的讨论。
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气氛”，如何选准时机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支持时迅速采取行动。
14.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边境两侧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症结所在。要想解决问题，中国就要改变政策，改善中国边境这边人们的生活。
1978年4月国家计委代表团鼓励广东进行创新后，刚上任的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来到广东，为中国向世界经济敞开大门做准备。
（习）他重申了北京的官方路线：逃港者是在走资产阶级路线，应当给予惩罚
习仲勋原籍陕西，但1989年退休后他选择了住在广东。他的儿子习近平生于1953年，在2007年当选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成为最有可能在2013年接任国家主席一职的人。
蛇口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允许外国直接投资的地方，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境外人士对位于内地的公司进行决策的地区
缺少足够的自主权有效开展工作。他大胆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几年之内就能起飞，但在现在这种处境下，什么改变都难实现。
（邓）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延安时期对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说，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钱进不了他邓小平或华国锋的腰包。
在世界各地设有工厂的新力公司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曾说过，一般而言，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其官僚机构也效率低下，但是一旦采用了现代工业的效率标准，这些标准会逐渐渗透到政府之中。按国际标准，当时的中国政府机关仍然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但是，中国工商业一旦提高了效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党政领导也会效仿同样的效率标准。
当时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必须尽力保持一种微妙而危险的平衡，既要做好吸引外资的工作，又要避免被人指控为卖身投靠外国帝国主义。
随着有关特区腐败的报告有增无减，陈云与维护特区的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升温。
胡耀邦没有对陈云公开表示异议，但他在讨论结束时说：“特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
地方官员把奉召进京称为“进宫”（指帝制时代地方官员进京接受训斥）。
（邓）他肯定了矗立在深圳市中心一块大看板上的袁庚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邓小平大有理由对广东的成功试验扩大到其他地区感到满意。1984年10月，邓在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说，他在这一年办了两桩大事，一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另一桩就是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
多年前曾长期在广东工作的赵紫阳总理回到广州，在全运会上作了简短发言，赞扬广东为全国树立了新的高标准。全运会的管理成了1990年亚运会的样板，也成了中国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跳板。
1992年邓小平退休前所作的最后一次政治姿态，也是回到广东，向人们做出保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南大门将继续保持开放。
15.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在邓小平看来，戈尔巴乔夫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将失去解决经济问题的权力。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人民会把他撤职的”
华国锋交给余秋里的一项具体任务是开发新油田，以期从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高油价中获利。华国锋的设想是，生产更多的石油，通过出口石油赚取外汇，支付全部进口项目。然而事与愿违，尽管付出了艰苦的钻探努力，并没有发现新的大油田。
为什么邓小平会从支持建设派转而支持以陈云为首的平衡派呢？当时只有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出口赚取的大多数外汇收入已被预付，却已经签订了超过70亿美元的购买外国设备的合同。
陈云反驳道：“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再‘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他说，1949年以后延误中国进步的最大原因是盲目冒进的左倾错误。
虽然调整政策随着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而结束，但是作为调整政策一部分的一项重要计划仍在继续，即计划生育。陈云长久以来一直认为，以资源条件而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1980年12月20日，作为调整政策的一部分，李先念向姚依林为首的国家计委提交了一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文件。随后便于1981年1月4日出台了第1号文件，要求干部“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鼓励一对夫妻只生一胎”
如果农户不再有下地干活的足够劳力，村干部可以把土地转包给其他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词是由杜润生提出的，跟其他提法相比，它可让保守派放心，集体仍是承担责任的一级地方单位。
包产到户并不是包治农村百病。包产到户并不是包治农村百病的灵丹妙药。有些地方，尤其是有大片旱地、不种稻米只种小麦和高粱等作物的东北地区，那里的农民使用拖拉机耕种大片田地，这是单个农户无法做到的。
虽然乡镇企业不在计划之内，但它们发展成长的条件已经成熟。公社的小工厂因公社取消而成为乡镇企业后，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公社的管理获得了独立，而且不再受公社地域的束缚。
答案是迫切需要给年轻人找到工作以免他们在城里闹事。但是随着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城市家庭不需要配给票证也能想办法养活他们的返城子女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知青开始悄悄返回城市，虽然他们回到城里也找不到工作。
但是，如何区分个体户和资本家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讲过一个有八名雇员的雇主是在剥削他人劳动的例子。因此活学活用的北京政治领导人建议，只要个体户雇工不超过七人，自己也从事劳动，就应当被视为“劳动者”。
16.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1982—1989
尽管邓小平避免与陈云公开闹翻，但在华国锋失势后，邓在政治斗争中已经不需要陈云的合作，因而他开始加大推动现代化和经济扩张的力度。
1982年12月上海全国人大代表团去陈云在上海的冬季寓所看望他时，他用黄克诚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经济]就好比一只鸟，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
陈云后来解释说，他所说的管制是指宏观调控；鸟笼可以是一国一省，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比一国还大。
东欧专家此前的结论是，如果只进行局部改革，会造成对下一步改革的抵制，因此必须一次性地进行全面改革。可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呈现出似乎不可逆转的积极成果，因此没有必要急于进行一揽子的全面改革。
1984年召开了又一次由中青年经济学家参加的莫干山会议，讨论价格改革等问题，但这次会议世行人员没有参加。会议的结论是支持价格双轨制，即一轨价格适用于国家计划内产品，另一轨价格则要适应市场的变化。
有些世行官员批评价格双轨制，因为这会给国营企业的干部制造迅速牟利的机会，他们可以用计划价格购买商品，再以高价在市场上出售。但中国高层官员认为，他们有把握用行政处罚手段控制住腐败。
邓小平在1984年6月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说。这个宽泛且模糊的巧妙概念完全符合邓小平的基本思路：即扩展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框架，使国家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
“决定”采纳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而在于是否实行公有制。
经邓小平同意后，赵紫阳在1987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说法。
正是双轨制使一些干部能够以国家规定的低价获得物资，再按市场上的高价转手卖出。因此，结束国家计划价格将可以消除腐败的这个根源。
邓小平深知改变党的决策会削弱党的权威，因而他自担任头号领导人以来一直坚决反对公开宣布任何决策变化。
83岁的他已经远离了群众，触及不到普通中国人的感受。邓的家人在使他了解百姓感情方面起着一定作用，但他们的交往对象大多是其他高干家庭，通货膨胀的压力对他们要比对普通受薪阶层的影响小得多。
在他看来，只有中共能够提供在中国进行稳定统治所需要的忠诚、纪律和信念。邓小平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他的这一信念与20世纪中国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脉相承。
邓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
不理解的事，他却深谙其中的道理：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度，并为之配备能够适应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体制、规章、法律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是一项费时而又至关重要的工作。
17.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
纵观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每当一个朝代衰落时，广袤的边境地区就开始试图摆脱中央的控制。而在豪强兴起建立新的朝代后，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又会被收回和加强。
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美国支持，台湾为避免被军事占领只能选择与大陆统一，因此，美国维持对台关系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构成阻碍。
《台湾关系法》的通过让邓小平怒不可遏，他为此也受到一些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批评，认为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对美国的态度不够强硬。
邓小平尤其反对的条款是，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足够的防御性武器，使其能够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
这份《八一七公报》，连同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报》和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美中关系的三个基础文件。此后直到天安门悲剧为止，它为中美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北京利用香港这个地方赚取外汇，进口技术，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但是直到1978年以前，这个视窗只开了一道缝，大陆与香港的关系仍受到极大限制。中国原本可以切断对香港的饮水和食物供应，但即使在文革期间它也没有这样做。
978年11月，尽管邓小平正忙于出访东南亚以及为成为头号领导人做准备，他还是抽空接见了香港船王，即当时香港最有名大概也是最有钱的商人包玉刚。1978年11月，邓小平和包玉刚专门讨论了香港商人在中国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但是当时的北京政权——它刚刚走出文革，完全缺乏治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经验，还有在1950年代消灭大陆所有私营企业的记录——怎么可能提供维护香港稳定和繁荣所需要的明智领导呢？
中国在边境一侧有大量驻军，英国在香港的一小批军队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抵抗。中国还控制着香港的食物和用水。
当时，邓小平还没有预见到他和其他干部后来才意识到的另一枚毒丸：用“民主”改革削弱政府的权力。
此后几个月里，邓小平多次参与有关香港问题的讨论，包括与香港大约12个团体或个人的会面，其中有包玉刚和另一位长期跟大陆友好的商人霍英东。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
这位派往香港的高官应该被授予相当大的自由，使他能够与香港各界有影响力的人士公开对话，并直接向北京的最高层汇报。邓小平需要的人要了解北京的想法，要能跟香港的领袖人物平等相处，还要有信心向大陆高层提供全面而坦率的报道。他想到的一个人选是许家屯。
中国在1997年确实向香港派出了部队，不过他们很少离开军营，他们的存在从未引起多大关注。
双方的协议“为世界树立了一个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榜样⋯⋯戴高乐将军结束了法国的殖民统治，现在我们可以说，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飞到北京，在次日简短的仪式上，她和赵紫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随着《联合声明》尘埃落定，中国开始转向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它实际上是1997年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
1989年2月21日，《基本法》的初稿被公之于世。
许家屯在1990年1月被周南取代。许已经过了70岁的正常退休年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为那些批评北京镇压天安门示威运动的香港人辩护，而且众所周知他和天安门镇压后被软禁在家的赵紫阳关系密切。他过去在沟通北京与香港方面成就卓著，但在天安门悲剧之后，北京官员和港人之间出现的巨大裂痕是许家屯所无力弥合的。
“主权交接仪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为中国人洗刷耻辱的一场雨。”
“达赖喇嘛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对于台湾和西藏的上层人士，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
文革期间在中国大多数地方，红卫兵都被视为进行革命运动的小将，而在西藏，由于红卫兵捣毁寺院和喇嘛庙、破坏艺术品，他们的行为则被看作汉族青年对西藏文化的毁灭。
为了给当地藏族干部让路，一些汉族干部被调到其他地区，仍留在西藏的汉人大多反对胡耀邦的政策——汉族干部得到命令不但要学藏语，还要倾听藏人的意见，这使他们难以保持维护政治秩序的权威。
达赖喇嘛的名望，使只占中国人口0.3%的藏人引起西方世界的极大关注，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少数民族，包括那些人数远多于藏族的少数民族。
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达赖喇嘛，也让西藏僧人大受鼓舞，再次导致中共领导人收紧控制。
当外国人批评中国不给予藏人更多自治权时，有的中国官员则反唇相讥，说他们的政策要比美国当年驱逐和消灭美洲土著居民的做法人道得多。
1989年1月，邓小平为了控制骚乱，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
198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一种一直延续至今的恶性循环：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名望鼓舞着当地藏人反抗，从而导致北京的镇压；而外国人知道了镇压的情况后会谴责北京，这又鼓励了藏人的反抗——如此反复不息。
18.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
华国锋当过公安部长，但是除了抗战时参加过游击队、林彪事件后担任过广州军区政委外，并未实际在军队工作过，缺少领导军队的经验。
邓小平曾对美国人说，为遏阻苏联的扩张，必须展示不惜一战的决心。
邓小平知道他能影响美国国会的观点，便把已经对日本和卡特说过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越南和苏联计划包围中国，中国打越南是要给它一个教训。
事实上，苏联九个月后对阿富汗的入侵确实给苏联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即使中国没有进攻越南，此后苏联在东南亚扩张的危险也会变得很低。
有些中国人把攻打越南称为“中国最后的战争”。鉴于中国没有关于这场战争的公开讨论，不妨把它称为“中国被遗忘的战争”。
邓小平断定，苏联要极力赶上美国的军力发展，又占领着阿富汗，它感到缓和中苏关系符合它的战略利益。
所有中共领导人都不断说“党指挥枪”，但毛泽东和邓小平很清楚，在关键的权力斗争中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忠诚至关重要。
1987年邓小平放弃了党的副主席和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一直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直到1989年秋天才把它转交给江泽民。
邓小平在1988年授衔的17名将军中有10人来自二野。
“人民战争”是指动员地方民众骚扰和消耗装备更精良的入侵之敌，这在抗战时期曾被有效地用于对付日本的长期占领
中国不再只强调“人民战争”和核打击，开始考虑发展能防止战争升级为全面核冲突的有限核打击和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
甚至在十分优先的军事领域——导弹、卫星和潜艇——重点也仍是放在技术研发而不是大规模的生产上，只期望在必要时能够迅速生产更多武器。
中共领导层早就在考虑为军界和政界的高级干部规定强制性退休年龄，但一直未能建立这种制度。
邓小平还继续他在1975年开始的恢复和扩大军事院校的工作。其中最顶级的院校是1985年9月成立的中国国防大学，用于培养有前途的军官。
1982年一个新的机构“国防科工委”成立了，以便为规划民用和军用技术的迅速发展提供全面协调。1986年又制定了“863计划”，协调民用和军事先进技术的研发。
不论军队商业化有多少好处，把军队与私人利益搅在一起，也造成了腐败和贪婪的机会，背离了军队奉献于自身使命的精神。
19.政治的潮起潮落
1980年8月18日，一位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做出了严词批评，堪称邓小平时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之一。他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位公民是谁？邓小平。
他讲话前一个月，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很多中共领导人最初同情团结工会，认为工人应当有自己的组织，但他们也担心如果中国工人罢工会发生什么情况。
但是邓小平和胡耀邦也非常担心，所以他们决定要降低这类问题在中国发生的风险，他们要扩大自由，使人民有机会对干部表达合理的意见，努力解决使群众有意见的问题。
他主张扩大自由，要求党的领导人倾听批评意见，这使知识分子产生了期待，以至多年以后他们仍把这篇讲话视为希望的灯塔。
邓小平对1980年波兰罢工的反应，类似于1956年毛泽东对匈牙利和波兰起义的反应。先是允许开放言论，意在帮助改正官僚体制中最严重的弊端，争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变的批评者。但是一旦发现对党的敌意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就要进行压制。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在1957年开展无情的反右运动断送了知识分子的拥护，因此他在1980年试图走温和路线，既要限制言论自由，又要让知识分子继续积极支持现代化。
他继续从正面使用“民主”一词，但他仍旧坚持“民主集中制”，即党的决定一旦做出，党员就要执行。
当时还没有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很多老干部在找接班人的问题上拖拖拉拉。他们在事业高峰期赶上文革，被革职近十年，因而认为自己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个人牺牲，现在终于能让他们发挥渴望已久的作用，但剩下的时间又没有几年了，因此不想放弃权力
1982年2月中顾委正式成立，邓小平希望其成员辞去（在党和政府中的）正式职务。规定中顾委成员要有40年的党龄和领导经历，邓小平是第一任主任，有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特权。
他们退休后，赵紫阳说，在1980年代，他和胡耀邦虽说是总书记，其实只是大秘书，因为在这十年里实权一直掌握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六人小组”（薄一波、彭真、邓颖超、宋任穷、杨尚昆和王震）手里
给整个党抹黑的要予以禁止，只反映某些个人不好的可以放行。
（周扬）他在座谈会上问，是让文艺变成死水一潭好呢，还是让它成为滚滚长江好？他自问自答：当然是滚滚长江好，尽管会带来一点儿泥沙。
另一个战场针对的是胡耀邦给予地方干部灵活性的做法，这场斗争因陈云在1983年3月17日批评胡耀邦而达到顶峰。
在慎重的计划工作者看来，胡耀邦是个不守纪律的鼓动家，他不充分考虑行动的后果，也不严肃看待他们精心制定的经济计划。
邓力群未经授权，当天就把陈云的讲话内容透露给了新闻单位。邓小平把邓力群叫去，批评他这种违反党纪的做法。然而危害已经造成：胡耀邦在党内的权威被削弱，有些干部开始怀疑胡在自己的位子上还能呆多久。
（周扬）他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如果缺少民主和法制，干部滥用权力，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异化。
将人道主义和异化视为普遍原则的观点，在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看来是对党的最高权威的根本挑战。
邓小平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各种问题，但是他宣称，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异化”是指工人因为其劳动受到追逐利润的资本家的剥削而产生的一种感受，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这种问题。邓小平主要针对的是那些攻击中共权威的人。
邓小平的讲话也包含着对胡耀邦含蓄的批评，因为胡耀邦一直主张为知识分子扩大自由的范围。
邓小平很不愿意搞政治运动，这会打乱正常工作，让所有可能受到批评的人产生对立情绪，可是他又找不到政治运动以外的办法去遏阻“精神污染”。
邓力群明确表示，发动政治运动的人是邓小平。他拒绝保护上级领导的行为并未被迅速遗忘：15年后给邓小平开追悼会时，邓朴方明确表示不欢迎邓力群参加。
作协会议对中共权威的放肆挑战让邓小平十分恼火。在邓小平看来，胡耀邦在争取知识分子的人心上过于宽宏大量，却未能使党的纪律得到加强。此外，胡耀邦的宽容使邓小平显得像是一个专横的、过分严厉的集权主义者。
邓小平虽然让胡耀邦知道他正在考虑退休，但他不想让别人催他退休。
邓小平后来对杨尚昆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这个错误就是看错了胡耀邦。”
李鹏则是邓颖超的养子。
在当选候补委员的年轻干部中，还有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在1985年后能够出席政治局会议，只要党认为他们有前途，不犯大错误，就有望登上更高的职位。
事实上，1980年代当时那种党政重叠的制度是在1950年代形成的，旨在解决一个现实问题：中共掌权后政府中仍有一些高级干部不是党员，因此每个政府部门都成立了党组织以确保党的控制。
1987年1月，在学生示威受压、胡耀邦下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后，北京的政治气氛转趋保守。
薄一波还记得在1949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工会曾受到鼓励发挥更大力量抵制资本主义趋势，因此他预期党在未来会重新鼓励独立工会，以限制新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
邓小平在审阅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草稿时，更加明确地拒绝了知识分子提出的扩大自由的要求：“⋯⋯对民主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应该同法制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生示威大多发源于北京，可是这一次却始于安徽省省会合肥以及相邻的南京和上海，起因是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位于合肥）副校长的方励之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演讲。
如果方励之只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不难及时把他打压下去。然而方励之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是中国试图培养的知识分子的楷模。
邓小平在搞四个现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但在大多数学生看来先富起来的却是最不该致富的人——贪婪的个体企业老板和腐败的官员——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学多年以后为国家利益而工作的干部。学生的生活条件往往很糟糕，八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他们能通过录取率极低的高考必是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考上好大学的优秀学生，对靠关系得到更好的机会、过着优裕生活的高干子女感到愤愤不平。此外，当时仍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而是由国家分配工作，进行分配的部分依据则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政工干部所写的评语。很多学生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去讨好这些政工干部，而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往往专横跋扈、不学无术。
江泽民说，同学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别缺乏足够了解，你们对西方民主的了解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东西，你们应当直接从外文材料去更多地了解民主。然后他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让很多学生大为折服。
江泽民在北京高层领导人那里得了高分，他们赞赏他平息了示威而没有发生冲突。
在献身改革、争取知识分子和地方干部的热情支持上，没有哪个人比得上胡耀邦。
邓小平还意在遏制对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等西方观念日益广泛的渴求，他认为有人利用这些观念来挑战党的最高权威。开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很清楚，毛泽东像皇帝一样至死不退造成了极大危害。所以他决心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对高层领导人的任期要有限制，到期就退休。
在1987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辞去了所有党政职务，退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但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
赵紫阳选择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主题，这是这个概念第一次被党的代表大会所采用、
另外，十三大的中央委员会的产生，是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差额选举，因此就排除了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保证了当选者至少拥有其他人最低限度的支持。
20.北京，1989
邓小平试图避免东欧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那里因国家领导人向民众的要求让步而导致了失控。
1989年聚集成群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经验。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可以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但他们缺少组织、纲领和确保服从的程序，因而没有代表其他学生与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基础。
示威学生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他们不满于自己既有能力又辛苦工作，得到的报酬却少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企业主。
抱怨自己可悲的生活条件，而是采用了能引起民众共鸣的吁求：民主、自由、更加人道和负责任的党、献身公益的干部队伍。
在4月15日之前，大多数学生还不敢跟外国记者公开交谈，然而在1989年春天的事件过程中，他们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
然而他（胡耀邦）在1987年却被冷酷地免职，因为他被指责为对1986年的学生示威太软弱。
不过，即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学生们反通胀、反贪官的口号，也泄放出了他们积蓄已久的愤怒。
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但是经济单位，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和医疗，甚至职工子女的教育。对于国企职工来说，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一切。
共产党1949年掌权以来，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进入中南海。正如李鹏所说，在4月18日这一天，示威的基调从悼念变成了抗议。
不论邓小平在胡耀邦掌权的最后几年如何批评他，胡仍然被认为是一个为改革开放做过贡献的忠诚干部。
李鹏在日记中说：邓小平在4月23日就决定了必须发出严厉警告。
邓小平不肯撤销“四二六社论”，因为他担心这将削弱党的权威。
赵紫阳要对中国的高通胀负责
李鹏是个稳重的干部，学水利工程出身，有尽责有效的行政官员的名声。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也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众多养子之一，这使他有着特殊身份。
（赵紫阳）他在5月3日纪念五四运动的大会上说，七十年前的示威者推动了科学与民主，今天的示威者也应当重视科学和民主在实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赵紫阳则过于同情学生。陈希同还说，多知识分子在赵紫阳讲话的鼓舞下，言论变得更加嚣张，引起新一轮示威，造成了更大的动乱。
在19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三大条件：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同时将军队从中国东北边境附近撤离，越南人离开柬埔寨。
邓小平打算在戈尔巴乔夫到达之前竭尽一切手段清空天安门广场。
大多数绝食者只喝水及饮料。也有假装绝食、其实还吃东西的人。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示威者试图冲进去，事件过程中打碎了一扇窗户。
在绝食导致的纷乱中被迫改变欢迎仪式地点，这让邓小平和老干部们脸上无光，他们连自己首都的秩序都维持不了。
邓小平不靠笔记，仅凭记忆就清楚细致地讲述了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
然而李鹏在日记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承认赵紫阳的说法是准确的，但他认为赵紫阳在这种场合说出来，是想把1988年的经济问题和导致学生示威运动恶化的决策责任推给邓小平。
全世界的记者聚集在北京，本来是要报道中苏和解的过程，却发现学生运动更加引人入胜。
当时邓小平不想派军队进来，让可能导致的冲突破坏戈尔巴乔夫的访华。但是，当学生们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固执地不离开天安门广场时，邓小平认为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他准备动用军队。
20.5 天安门，1989
4月25日，邓小平决定发表警告学生的社论的当天，就下令解放军进入战备状态。5月初就取消了一切军人请假外出的许可。
上海的江泽民采取强硬的自上而下的措施查封了不听指示的《世界经济导报》（这对平息那里的学生示威很有帮助），成功恢复了秩序。
当杨尚昆最先得知赵紫阳要递交辞职信时，他劝赵紫阳将其收回，以免向公众暴露领导层内部已经公开分裂——尽管对赵在广场上出现很不满的邓小平觉得这种分裂已经显而易见。
戈尔巴乔夫将在5月19日上午离开北京，当晚将有五万军人快速行动，于5月20日星期六早晨到达天安门广场。
杨尚昆指示军队的指挥官说，士兵即使受到挑衅也不要开枪。大多数士兵甚至没有携带武器。
进城的士兵大多是农村青年，与城市大学生相比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远不如他们见多识广，对自己遇到的事情毫无准备。他们被告知不要对辱骂做出回应，不能造成流血。他们遵守了命令。士兵几乎都没有携带武器。
实行戒严的前一天即5月19日，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就已选定江泽民做总书记，他们打算在四中全会后立刻宣布对他的任命。邓小平表扬了江泽民的果断行动
赵紫阳和胡耀邦一样，都只与一个小圈子的人共事。
邓小平认为江泽民不应该带着他在上海的班子来任职，相反，他要求大家团结在江泽民周围，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
6月3日凌晨2点50分，（邓）他命令迟浩田“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
此时距苏联瓦解还有两年，但是邓小平在1989年就坚信，苏联和东欧领导人没有为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力做出足够的努力。曾在苏联留学的江泽民后来赞扬邓小平行动果断，使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分崩离析。
这个日子还有一个好处，因为6月4日是星期日，如果秩序能在这一天得以恢复，那么混乱就基本上被控制在周末而不是平常的工作日。
6月3日之前，学生有几次投票表决是否继续占领广场。大多数人都投票赞成留下，因为主张离开的人已经用脚投了票。
领导人在6月2日估计会遇到示威者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是他们低估了对抗的强度。据陈希同说，人们“围困并殴打解放军。⋯⋯还有暴徒抢夺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中央机关和一些重要部门遭到冲击”
李鹏第一次使用了“反革命暴乱”的说法，这意味着要像对待敌人那样对付抵抗者。
夜里11点时，仍然无法前进的部队开始直接向人群射击，使用的是每分钟能发射90发子弹的AK-47自动步枪。
据38军政委李志远的报告，除了死伤的士兵外，有65辆卡车和47辆装甲运兵车被毁，另有485辆军车受损。
他们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却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而缺少人生历练。他们是在中国最好的中学和大学里备受爱护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这些温室中长大的一代学生就像孙中山所描述的1920年代的中国一样：一盘散沙
先是称为“反革命暴乱”，然后改为“暴乱”，后来又成了“政治动乱”，最终变成“八九风波”。
寻找深层原因的人将矛头指向邓小平和赵紫阳在1988年放任通货膨胀加剧和放松对消费品价格控制的决定，这个决定使群众感到愤怒和焦虑。
在1986年没有支持胡耀邦，才是那场冲突的最终原因。
但是中国在“六四”之后的20年里避免了大规模的骚乱。
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支持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的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21.稳住阵脚，1989—1992
（邓）他重申了第三代领导人必须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
邓小平说，麻烦在于一些坏人混在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西方的附庸。
赵紫阳被免去一切职务，任命江泽民为党的总书记，宋平和李瑞环得到提拔，与江泽民、李鹏和乔石共同组成了政治局常委会。江泽民在全会的讲话中再次肯定了要坚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目标：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
虽然江泽民在6月4日之前就来到了北京，但邓小平要确保江泽民的名誉不因天安门事件而受损。为此，他个人承担了在北京恢复秩序的责任，并且直到6月24日江泽民在四中全会上正式当选为总书记，才宣布了对他的任命。
他表现出良好的政治直觉，并利用曾庆红为他出谋划策。曾庆红在党内政治中人脉极广，过去就在江泽民手下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很好地运用他的个人关系网，协助江泽民在北京政坛上周旋。党内领导人明白，这不仅意味着把军队的控制权交给江泽民，而且是交出了对中国的全部责任。
邓小平说，两国之间的分歧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中国的利益。⋯⋯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取决于美国不再火上浇油。”
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共产党统治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让很多西方人兴高采烈，他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派也能让共产党的统治寿终正寝。
和邓小平一样，江泽民要在紧张的局势中表现出镇静；他解释了为何中国的情况与东欧有着根本的不同。他说，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949年建立政权，是依靠自己的军队而不是苏联军队取得胜利的结果；中国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国一直以来都在改善人民的生活。
有人甚至向可靠的朋友重新提起1950年代中国采用苏联式工业化时的一句著名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但（邓）他从1989年底开始使用”不管东欧或苏联发生什么“作为开头语，以表明中国的情况不同。邓小平坚信加快发展经济是保持人民拥护的关键，因此他一再表示实行能使经济不断进步的政策的重要性。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俄国国旗取代了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时，中国很快就从外交上承认了俄国和其他独立国家。
邓小平由衷地认为，只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维持民众的支持以避免东欧和苏联的命运。
东欧和苏联共产体制的崩溃表明，共产主义世界的年轻人已经失去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党正统学说的信仰。
答案似乎不言自明：爱国主义。67强调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百年屈辱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在1940年代就是宣传的主题，而且从未消失过。就像抗战时期共产党人诉诸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样，此时的爱国主义“教育”把民族主义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批评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不爱国。
1989年之后，中宣部利用这种趋势，鼓励年轻人以中国历史为荣。
1978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以后，中国人过于美化西方了（就像一些宣传干部所说，有些年轻人认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六四”之后外国人的制裁和批评，为邓小平及其同事提供了强化这种爱国主义的有效手段。外国人批评中国对待藏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做法，被说成是外国列强企图削弱中国的阴谋。
国家主席杨尚昆在1990年向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将申办奥运会后受到外国的抵制，这让年轻人怒不可遏。1989年时反政府的年轻人，现在又热烈支持政府有关中国受到其他国家苛待的说法。
在这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过于重拾抗战时期的反日宣传。当日本政客参拜供奉着日本在二战中阵亡官兵的靖国神社时，或是当极右翼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即使这种事在日本并没有多少人在意，他们的言论仍会被公布在中国的媒体上，引起强烈的反日情绪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22 邓小平的终曲：南方之行，1992
一代人之前的1965年，毛泽东对自己不能全面控制北京的“资产阶级”政策而感到不悦。他无法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上传播自己的观点，便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次日该文又由上海市党报《解放日报》转载。然后，71岁的毛泽东乘专列去了南方的杭州、韶山和武汉等几个城市，为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点火。
这个故事在1991年又重演了一次。当时邓小平对北京保守的经济政策也感到不快，可是他对这些政策又不能完全说了算。他无法在《人民日报》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便把它登在另一家报纸——上海的《解放日报》上。
1988年通货膨胀引起的恐慌，北京当局在1989年5月军事戒严失败后的几近崩溃，苏联和东欧政权相继垮台的新闻——这一系列事件使北京变得近乎绝望，气氛高度紧张。
陈云手下谨慎的计划官员认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失控要对1989年的悲剧负责，因此他们更坚定地要把国家控制在他们认为唯一安全的轨道上。邓小平则认为，不加快国家的发展，共产党的统治就会陷入危境，因此他同样坚定地认为，只有加快发展和开放才能维持民众的拥护，使国家得以生存下去。对政权可能突然崩溃的担忧让双方关系更为紧张。
上海肩负的为国家财政作贡献的担子如此之重，得到的支持却很少，这让上海的领导人感到不满，他们一直在要求北京改变政策。
“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邓小平重申，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够快，经济停滞就会变成政治问题，而紧缩政策加上外国制裁的负作用，正在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邓小平认为，只有放弃保守的经济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
邓小平重申他在1990年说过的话：1979年开放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开放上海，是他犯的一个错误，他原本应该利用上海的人才优势。他强调开发浦东不但对上海市，而且对整个长江流域都很重要。他说，金融——他有意避免使用容易引发不满情绪的“资本”一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想在金融领域获得国际地位，全国都得靠上海。
这些文章没有暴露与邓小平的关系，而是署名“皇甫平”（意思是“黄浦评论”，又可指“辅助邓小平”）
邓小平明确表示，假如江泽民致力于加快发展和扩大开放，他会支持他，不然他就要支持党的其他领导人。
陈云和邓小平都避免公开斗争，但他们各自的拥护者却在公开替他们说话。
“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
邓小平在返回宾馆的大巴上再次谈到他的很多基本观点：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先富起来的地方要多缴税，用来帮助落后地区。但各地的情况不可能很快拉平，不能搞“大锅饭”，这会打击人们的热情。
邓小平把他在武汉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次：“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
亟欲得知珠海会议确切内容的江泽民，说服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贾庆林给了他一份会议录音；此后不久官方就宣布贾庆林入选政治局。
2月中旬，邓小平回京前几天，江泽民已经在公开说，他拥护邓小平进一步改革的呼吁。
讲话也成了著名的“南巡谈话”。“南巡”是帝制时代皇帝巡视南方（指长江流域，不像邓小平南下那么远）时使用的说法。为了消除邓小平像个皇帝的印象，官方的说法换成了更为中性的“南方谈话”。
这一政策将成为中国未来五年的指导路线——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但是对于江泽民来说，把邓小平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能够加强它的重要地位，使之可以与“毛泽东思想”平起平坐，让人们能够像干革命一样集中精力搞四化。
毛泽东的基本信念——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经式微，并且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失。
（邓）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让江泽民获得能指挥一班人为国家提供有效领导所必需的全部权威。
李鹏在镇压“六四”示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只要有他担任总理，邓小平便不必担心为“六四”平反的问题。
邓小平在十四大选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成员是胡锦涛，他成为继江泽民之后的接班人。
在改革派实行新政策后，住房建设也开始腾飞。1995年以前，住房都是由工作单位或城市的干部分配，这一年之后政府放开了住房市场，国家雇员得以按补贴价买下自己的房子。
赵紫阳在监禁中去世，生前官方对他闭口不谈，只允许他接待寥寥几个经过选择的客人。
23.转型的中国
他赞成给各种专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管理者和知识分子——足够的自由，使他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当他担心脆弱的社会秩序可能受到破坏时，也会限制他们的自由。
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甚至不是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它只是亚洲的一个地区性大国。
虽然毛泽东在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后开始向西方开放，中国在1971年也重新取得了联合国的席位，但是毛泽东在世时中国的大门仅仅打开了一条缝。
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就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可是毛泽东很快又再次将它领入革命。
（邓及其同事）他们认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但不负责执行法律的体制，不如集立法与执行于一身的体制更有效率。
邓小平上台时中共有3,700万党员
但由于缺少上面的严密监督，很多干部不但能够想办法造福国家，而且也能关照自己与朋党并排挤其他势力
到邓小平退休时，年轻的中共干部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首先必须考上较好的高中和大学。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按考试成绩选拔官员的国家。早在公元605年，隋朝便把科举作为决定哪些有抱负的竞争者有资格成为朝廷官员的首要标准。但是在邓小平出生的第二年，科举制便被废除了。
此外，毛泽东认为“红”比“专”更重要，他喜欢工人农民甚于受过较好教育但“出身不好”的人（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因此，考试并未成为选拔和提拔干部的主要标准。事实上，邓小平在各级建立了一套高度竞争性的精英考试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官场。他的目标不是促进社会平等，而是挑选最有才华的人，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都举行入学考试，考入竞争最激烈的学校的学生能够得到最好的教师和设施。随着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1980年代末以后的迅速增加，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政府公务员时又增加了新的重要考试。
毛泽东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可是他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却进一步巩固了封闭的“封建”社会。
但是在1983年以后，随着食品供应的增加，政府开始允许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进城。当时，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能够吸收大量进城务工、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农村青年。
邓小平统治时期的中国，经历着类似于19世纪美国和欧洲的掠夺式资本主义，当时既没有反垄断法，也没有保护工人的法律。
（邓）他认为一定的腐败难以避免，正如他所言：“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和蚊子飞进来。
在邓小平看来，公开揭露为现代化做出切实贡献的干部所犯的错误，会让他们更难以开展工作。
随着住房的私有化和国企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所面对的压力，连大的工作单位也不再能提供足够的福利。
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找到能让民众感到合理而愿意接受的边界，然后想办法守住这条得到认可的界线。
毛泽东靠打赢内战，赶走外国帝国主义和统一全中国取得了统治的合法性。邓小平获得合法性，靠的是在文革的混乱之后恢复秩序，以务实的方式处理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减少腐败和不平等，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医疗和福利，想办法证明在选拔官员时是尊重民意的。
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陈云
陈云和邓小平继续为党的利益合作共事，尽量不让外界知道他们之间的分歧。
邓小平去苏联时是学生，陈云去苏联时则是中共高层干部，可以跟苏联领导人交往，甚至见过斯大林。
通过行政管制和市场手段双管齐下，中共在陈云的领导下于1952年完成了国民党和军阀多年无法办到的事情：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毛泽东曾说，陈云太胆小，一片树叶落下来也怕砸到自己头上。陈云也是个不合群的人，他很少接待来客，常常独自一人吃饭。
邓力群
邓小平觉得，邓力群在遏制知识分子对党的批评上是个可用之材
由于有强大的保守派的支持，邓力群不但敢于攻击知识分子，甚至敢于批评胡耀邦总书记
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时，刘的两个高级秘书立刻与他反目，但第三个秘书邓力群再次义气当先，拒绝批刘
这一年年底邓小平受到批判时，邓最亲密的助手都被要求加入批邓行列，他们全都从命，唯有邓力群除外。
胡乔木
他利用自己熟知毛泽东文章和中共文件的优势，于1951年写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为自己奠定了党史大家的地位。他也是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编者之一
例如邓小平就借重胡乔木的才华，让他领导自己的政治研究室，不断请他在意识形态观点方面把关，以使他的讲话和文件既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又不会在毛泽东生前及死后招致背离中共正统思想的批评
胡耀邦
赵紫阳在回忆中说，胡耀邦是个致力于改革的理想主义者，但他认为因为胡耀邦从未担任过独当一面的地区领导人，所以不能充分估计政治稳定和团结的重要性。
1967年初红卫兵搞了一个批斗邓小平支持者的名单，排名第一的人就是胡耀邦。
华国锋
他原名苏铸，1938年17岁入党后改名“华国锋”，取“中华卫国先锋”之意。
总之，华国锋是个多面手，他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具备在所有重要部门的工作经验：农业、工业、财政、文教和科技。
纪登奎
李先念
毛远新
任仲夷
万里
王洪文
习仲勋
毛泽东认为习仲勋是个很有前途的干部，他很快就被提拔为西北局党委书记。
1950年，时任西北局最高负责人的彭德怀奉命率军赴朝鲜参战，习仲勋短暂担任了西北局事实上的一把手，而当时邓小平是西南局的最高领导人。同年稍后，习仲勋奉调回京担任了中宣部部长，1953年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后更名为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他担任了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
在那里，他在把广东建成全国的试验区，以及与北京官员的协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儿子习近平于2007年当选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成为最有可能在2013年接任国家主席一职的人。
叶剑英
叶剑英常说“伴君如伴虎”，他明白涉足政治的危险，更愿意保持低姿态。
余秋里
赵紫阳
1989年，赵紫阳宁肯接受惩罚也不愿动用军队来结束天安门示威，由此闻名于天下
赵紫阳在1938年已经担任了自己家乡河南滑县的县委书记。内战结束后，32岁的赵紫阳被新上任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看中，让他当了自己的亲密助手
他的家人不但在十年文革中因他受苦，也在1989年后跟着他倒霉；赵紫阳在天安门悲剧前夕受到清洗并被软禁后，北京最高层的政治家庭都未向他们表示过任何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