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在kindle里下载了这本书，但是久久没有读下去。后来下载了精排带插图的版本，2025年元旦之后开始读，在去西安-宁夏的动车上、在回镇江的绿皮火车上、在上海的公寓里陆陆续续看完了整本书。
明朝从一只碗到一条绳，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推翻元朝的统治，实现了从南向北的统一。纵观这1368年到1644年，有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等诸多壮举；也有等梃击案、红丸案、移公案荒唐事迹；有知行合一王阳明，有北京保卫战的于谦；也有魏忠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从皇觉寺和尚朱元璋加入红巾军，到陕北失业驿卒李自成发动兵变，历史的轮回滚滚向前。
以下是一些笔记和摘录。
首先是黄河泛滥了，沿岸山东河南几十万人沦为难民。即使不把老百姓当人，但还要防着他们造反，所以修黄河河堤就成为了必须做的事情。
变钞，即发行新的纸币。
自己的父母在土地上耕作了一辈子，却在死后连入土为安都做不到。地主从来不种地，却衣食无忧。
长期的困难生活，最能磨炼一个人的意志。
当元朝命令沿岸十七万劳工修河堤时，各级的官吏也异常兴奋。首先，皇帝拨给的修河工钱是可以克扣的，民工的口粮是可以克扣的，反正他们不吃不喝也事不关己，这就是一大笔收入；工程的费用也是可以克扣的，反正黄河泛滥也淹不死自己这些当官的。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此时，朱重八将他的名字改成了朱元璋。所谓璋，是一种尖锐的玉器，这个朱元璋实际上就是诛元璋，朱重八把他自己比成诛灭元朝的利器，而这一利器正是元朝的统治者自己铸造出来的。
眼睛转向了集庆（南京）。
迷信是封建时代人们的通病，要想占有天下，必须要占据王气之地。
然而失败对朱元璋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在这两次战斗中，郭天叙和张天祐都战死了，朱元璋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都元帅。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垄断必然造成行业的退化和官僚化，古代盐业也不例外，
其实元朝的官员们也是认死理的，谁称王就去打谁，要是碰到个埋头造反不称王的，他反倒是不理的，朱元璋就是占了这个便宜。
第一个决策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攻击什么地方，敌人能知道吗？碰到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谁能顶得住？朱元璋就吃了他的亏。
而一支没有理想、只是为吃饭打仗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而且很不稳定。
最强大的武器，不是军队的人数，不是强大的舰队，而是人心。
越接近对方的水平，就越了解对方的强大，就会越来越畏惧。
这场赌局一旦开始，无论你赢或是输，都不能走，赌局会继续进行，直到其中一个人输掉一切，才会结束。
饱经风霜的张学良曾经用他一生的经历对日本的年轻人说：不要相信暴力，历史已经证明，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而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存在其他的选择，不是做农民，就是做地主。
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农民两千年的起义只是为了一块土地。
丞相陆秀夫在海上向幼年的皇帝赵昺行礼，说出了最后的话：“国家到了这个地步，陛下也只好以身许国了。” 然后他背着皇帝，跳入了大海中。
在一次又一次的交锋中，蒙古贵族们认识到，这个人心中有一样东西在支持着他。这样东西叫做道义。
“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宋朝就毁在了石敬瑭的手中，公元十世纪初，石敬瑭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将北边险要之地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在燕云失陷四百年后，朱元璋开始了他的北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而北的统一战争。
“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
因为他放弃了坚固的大都，选择了逃走，明朝认为他“顺应天意”，所以称呼他为元顺帝。
成为一个名将，就必须和仁慈、温和之类的名词说再见。他必须心如铁石、冷酷无情，
硬性规定什么样的人算是富人：但凡超过百姓日常生活必须，居家和乐的最基本条件的，都算富人。
这个举人可不得了，是有资格做官的。
户籍共分三等：一是民户，一是军户，一是匠户。
这一称号就是连中三元，具体说来就是身兼解元、会元、状元三个称号于一身。
选中的举人就可以当官了，这些举人虽然没有考上进士，但也算是上过榜的，所以他们叫做一榜出身，而进士就叫两榜出身，大家毕竟都是考试出来的，所以进士们也把举人看成自己的同类，也就是所谓清流。
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
皇帝的命令是不行的，口谕是不行的，道歉也是不行的，唯一能行的，只有原则。因为原则，是以大明两百年不衰。
在这场斗争中，淮西集团最终大获全胜。
刘基明白，自己失败了，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在家养老，度此一生。可是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人
胡惟庸并不明白自己胜利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比刘基更强，而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了他的一边。
皇帝不一定非要杀你不可，大可把你关起来，打你个半死，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找人害你一下，然后报个暴病而死。这样既成全了他的名声，又遂了心愿，一举两得。不是我不守信用，实在是你没福气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胡惟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唯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拉了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就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上千年的职位，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安排机构分流人员。
故事是有趣的，原因是枯燥的。但枯燥的，更有价值。
这个世界上，最让人畏惧的就是未知，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就不会再害怕。
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必然导致丞相制度的产生。
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这些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起着作用。这些规则实在是太神奇了，如果你依照这些规则去做，你就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如果你违反这些规则，你将受到它的惩罚。
人的生死是由命运决定的，求神拜佛是没有用的，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如果让医生为我医治，服药无效，陛下一定会降罪于医生，这是我不想看到的。
请大家注意，并非所有史料都是可信的，在这些资料中，互相矛盾的并不少，就如同凶案现场会出现很多将你引入歧途的线索一样。
所有的书籍都有立场，所有的立场都有倾向，相信如果不是自虐，写书骂自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
人类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总能想出办法解决问题，明朝的官员们在这个矛盾上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他们想出了一个很绝的方法——装疯。
蓝玉是一个要强的人，他从不会承认自己比任何人差。
但他也明白，要获得大家的承认，只有做他的前辈徐达、常遇春没有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消灭北元。
作出选择是容易的，但如果选择错误，没有改正的机会。
仇恨往往比爱更有生命力，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法理学的分类，《大诰》采用了案例，应属于判例法，这么看来朱元璋还颇有点英美法系的倾向。朱元璋正确地认识到，要老百姓去背那些条文是不可能的，而这些案例生动具体，个个有名有姓，老百姓吃完了饭可以当休闲读物来看，就如同今天我们喜欢看侦破故事一样。
皇帝死称崩，公侯贵戚死称薨，大臣死称卒，士死称不禄，庶人死才能称死。
此外他还禁止农民进城打工，规定所有老百姓只能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活动，在所有的交通要道上设置了关卡，人们要走出规定地域，必须持有官府出具的路引。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墨守成规的制度最终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
在历史的进程中，命运之神会从芸芸众生中挑选一些人，给他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如果你被挑中，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你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残酷的比赛，当机会到来时，你若要真的有所建树，就必须比其他人更优秀、更强大，因为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
因为朱元璋只是历史的执行者，他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
真正支配历史的人，不是朱元璋，是稻田里辛勤劳作的老农，是官道上来往的商贾，是朝堂上进言的官员，是孤灯下苦读的学子。
他带领军队打回了老家，废黜了辛隅，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就是著名的李氏王朝。
这个庄严的使命落在了朱元璋的身上，他经过慎重考虑，取“朝日鲜明之国”之意，为这个王朝确定了新的名字——朝鲜。
虽然朱元璋很忙，但儿子是哪个老婆生的，他还是有数的。
人不怕穷，只怕比。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失败中获取胜利，在经历无数次残酷的考验后，朱棣最终掌握了战争的规律。
风雪之夜，行军虽然辛苦，但敌人也必然会丧失警惕，因为他们也认为这样的天气不适合行军。然而决胜的时机往往就在出其不意之间。
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
对于朱棣而言，残暴是一种手段，怀柔是另一种手段，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次要的，达到目的才是根本所在。
如果说之前的朱棣只是抱怨，那么朱允炆继位后的朱棣就是真的准备图谋不轨了。用法律术语来说，这是一个从犯罪预想到犯罪预备的过程。
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朱允炆抬起头，用忧虑的口气说出了朱元璋万想不到的话：“外敌入侵，由叔叔们来对付；如果叔叔要有异心，我怎么对付他们呢？”
书读得好，不代表事情能处理得好；能列出计划，不代表能够执行计划。
一个不炼丹的道士，一个不念经的和尚，一支旁门左道之学，道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成长起来，成长为一个阴谋家。
朱允炆抢到了先手，却没有抢到先机。
为了争取时间，朱棣从先辈们的事迹中得到启发，他决定装疯。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不得不玩一场绝对不能输的游戏。
朱棣用他精彩的表演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死人往往比活人更好利用。
朱棣仍然充分发挥了防弹衣的作用，并在战役最关键时刻又得到了大风的帮助，
在我们的思维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盲点，而创造性思维就是专门来消灭这些盲点的。所谓创造性思维并不一定是提出多么高明的主意，很多时候，这种思维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很多人都知道和了解的，但问题在于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知道。
道衍之所以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谋士，是有道理的。他不读死书，不认死理，善于变通，他敏锐地发现了朱棣思维中的这个盲点。
但朱棣从来都不是一个光明正大出牌的人，他还是用了自己拿手的方法——偷袭。
命苦不能怨政府啊。
坐在皇城里的朱允炆已经慌乱到了极点，他万万想不到，削藩竟然会搞到自己皇位不保。
因为他们只是仆人，只要保证他们的利益，主人之间的更替对于他们而言实在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暴力不能解决一切，却可以解决你。
他让人把方孝孺拉了出去。方孝孺的最终结局是：凌迟，灭十族。
虽然这个位置不久之前还属于他的侄子朱允炆，虽然他的即位无论从法律的实体性和程序性上来说都不正常，但有一条规则却可以保证他合理但不合法地占据这个地位。
这条规则的名字叫做成王败寇。
历史的真相始终是被笼罩在迷雾中的，无数人为了各种目的去修饰和歪曲它，以适应自己的需要。
一个皇帝从不需要用个人的良好品格来证明自己的英明，恰恰相反，在历史上，干皇帝这行的人基本都不是什么好人，因为好人干不了皇帝，朱允炆就是铁证。
开始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原因是幼稚，幼稚得一塌糊涂，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官场是个什么地方。信仰和正直在朝堂之上是没有市场的，要想获得成功，只能迎合皇帝，要使用权谋手段，把握每一个机会，不断地升迁，提高自己的地位！
那一夜，有两个说话的人，一个不说话的人，说话者说出了自己的诺言，最终变成了谎言。不说话的人沉默，却用行动实现了自己心中的诺言。
这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总动员，朱棣集中了全国的精英知识分子来做这件事情。修书能充分体现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因为你要召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来为你修书，你就得在招聘广告上写明：包食宿，按月发工资。
上天是很公平的，它会把不同的天赋赋予不同的人，有人擅长这些，有人擅长那些，这才构成了我们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在明朝的防御体系中，负责北方防御的主要就是燕王朱棣和宁王朱权，可是在靖难之战中，朱权被他绑票，他也跑到了南京做了皇帝，北方边界少了他们两个人，基本上就属于不设防地段了，怎么怪得了别人呢？
朱棣安排郑和出海是有着深层次目的的，除了寻找建文帝外，郑和还肩负着威服四海、胸怀远人的使命，这大致也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的老传统，但凡强盛的朝代，必定会有这样的一些举动，如汉朝时候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唐朝时众多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留学生来到我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都是这一传统的
自古以来，交通要道都绝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因为很多原本靠天吃饭的人会发现其实靠路吃饭更有效，
之前我们说过，洪武年间，朝鲜成为了明朝的属国，自此之后，朝鲜国凡册立太子、国王登基必先告知明朝皇帝，并获得皇帝的许可和正式册封，方可生效。
在日本，天皇一直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天皇实际统治的时间并不长，真正的实权往往掌控在拥有土地和士兵的大臣手上，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
朱瞻基是朱棣的孙子，朱高炽的儿子，即所谓的皇太孙，朱瞻基自幼聪明伶俐，朱棣并不喜欢他的残疾儿子朱高炽，却十分喜爱朱瞻基，而朱高炽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机灵的好儿子。
现代的一位伟人曾经这样描述过战争和和平的关系：一仗打出十年和平。
先用大炮轰，再用骑兵砍，最后步兵上。
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参加战争的人。
所谓谋断就是谋略和判断，这些本应是姚广孝那一类人的专长，而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应该是个老实读书人的杨荣居然会擅长这些，实在令人费解，但他善于判断形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下面的这个事例就很能说明问题。
自古以来，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关系始终是处理不好的，在封建社会，皇帝就是一把手，太子就是二把手，自然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则的制约。
你积极肯干，说你有野心，你消极怠工，说你没前途。
平定天下，迁都北京，修成大典，沟通南洋，威震四海，平定安南，打压蒙古。
盛世何来？来自休养生息，清静养民。
其实封建社会的老百姓们自我发展能力并不差，你就算不对他进行思想教育，他也知道自己要吃饭，要挣钱，要过好日子，只要官府不要天天加收田赋，征收徭役，给这些不堪重负的人们一点喘息之机，他们是会努力工作的。
打仗的人也要吃饭，要睡觉，这就必须准备好粮食帐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打仗就是打后勤。
盲目的自信往往比自卑更可怕。
历史告诉我们，喜欢看课外书的孩子将来一般都是有出息的。
这就是我所认为真正的英雄——畏惧并战胜畏惧的人。关键只在于那畏惧的一刻，你是选择战胜他，还是躲避他。人生的分界线就在这里，跨过了这一步就是英雄，退回这一步就是懦夫！
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王振的无能和愚蠢才最终导致了土木堡的失败，朝廷精英和多年积累就这么毁在一个小人的手中。
事实证明，封建皇权是一种容易让人上瘾的东西，且成瘾性极大，一旦尝试，极易形成药物性依赖，无有效方法自动根除，易复吸。唯一的戒除方法是死亡。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只要一平均就会原形毕露。
这种情形在兵法上学名叫做围歼，民间称之为打埋伏，通俗说法是包饺子。
人有时候必须有舍弃生命的觉悟，才能找到生路。
北京保卫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战役，如果此战失败，中国历史将会改写，因为京城一旦失陷，北方将无险可守，半壁江山必然难保，大明王朝的国运也将被改变。在这场决定历史的战争中，明朝政府在主力被歼、皇上被俘、兵力不足、士气全无的情况下，采用了正确的军事和外交方针，最终击败了来犯的蒙古军队，保住了帝国的北部领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看来脾气总是由实力支撑的。
卢忠越想越怕，终于想到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装疯。
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没有弃权这一说法，只有胜利者，才有活下去的资格！
别的钱可以不收，这笔钱不能不要，这可不是讲廉洁的时候，不收就是不给皇帝面子。收下了钱，他们得知了皇帝的意图：改立太子。
不管是谁的钱，收下了钱，就要帮人办事，这条原则始终都是适用的，
他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也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那首诗一样，坦坦荡荡，堪与日月同辉。
解决外敌，即刻内斗也算是华夏文明的光荣传统之一。
而根据厚黑政治学第一定律，小人物敢弹劾大领导，排除个人精神失常的因素，唯一的结论就是有人指使。
这个世界上最为残酷的游戏就是政治游戏，因为在这场游戏中从来都没有亚军，亚军就是失败者，只有冠军才能生存下去。
所谓鞑官，就是投降的蒙古兵，从朱棣时代的朵颜三卫开始，蒙古官兵就已经成为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所谓急变，是明代宫廷在最为紧急的情况下使用的联系方法，一旦有十万火急的事情发生，必须在夜间惊动皇帝时，上奏人应立即将紧急情况写成文书，由长安门的门缝中塞入。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评价朱祁镇的一生：他是一个好人，却不是个好皇帝。
读史多年，唯一的发现是：几千年来我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整日都是永远也上演不完的权力斗争、阴谋诡计，令人厌倦到了极点。
什么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一番折腾下来，大明王朝少了两个官僚，却多了一个浪荡才子和一个地理学家，
朱厚照很快发现，与那些整日板着脸训人的老头子相比，身边这些百依百顺的太监更让他感到舒服。于是他给予这些人充分的信任，将宫中大权交给了他们，还允许他们参与朝政，掌握国家大权。
这个十二岁的少年用他独特的思考观察方式，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
他的这种思维模式，后世有人称之为辩证法。
所谓道，是天下所有规律的总和，是最根本的法则，只要能够了解道，就可以明白世间所有的一切。
无论何时，何地，有何种理由，人性都是不能、也不会被泯灭的，它将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
最让人痛苦和绝望的折磨方法，就是先赐予，然后再一一拿走。
坏人拍马屁是为了做坏事，好人拍马屁是为了干实事。所以在王琼那里，马屁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和人品问题没有关系。
所谓军事天才，就是不用上军校，拿一本盗版《孙子兵法》也能打仗的人，王守仁就属于这一类型，他不但会打仗，还打出了花样。
哲学有这么高的门槛，是因为它是世间一切科学的基础，如果你够厉害，理论上是什么学科都可以搞得定的。
四十九岁的唐伯虎面对着生命威胁，又一次迸发了智慧的火花，他决定学习前辈的经验——装疯。
只有装疯，才能让朱宸濠相信，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即使看见了也不会说话，即使说话也不会有人信。
吉安，位于江西中部，交通便利，易守难攻，王守仁将在这里举起平叛的大旗，准备最后的决战。
这其实并不矛盾，因为王守仁很清楚，对于叛乱者，讲解哲学是没有用的，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枪杆子才是硬道理。
这就是智慧，这就是知行合一的真意。
王先生虽说是哲学家，但某些方面却很像湘西的土匪，放下枪就是良民，拿起枪就是悍匪，一旦兵权在手，大军待发，他就如同凶神恶煞附身，开始整顿所有部队，严格操练。
这个背负着四个身份的幸运儿，名叫朱厚熜。他就是明代历史上统治时间第二长的嘉靖皇帝。“兴献王之子，宪宗皇帝之孙，孝宗皇帝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
风萧萧兮易水寒，欠了债兮你要还。
张璁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只向朱厚熜说明了一个观点——你想认谁当爹都行。
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
既然开源不行，就只能节流了，杨廷和动用了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招数——裁员。应该说，杨廷和先生精简机构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很快他就裁掉了很多多余机构和多余人员，并将这些人张榜公布，以示公正，国家就此节省了大量资源，但这也为他惹来了麻烦。
当他的指令被驳回，他的命令无人听从，他的制度无人执行时，他才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能够信任的只有他自己。
请大家务必相信，长得帅除了好找老婆外，还容易升官，这条理论应该是靠得住的，夏先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权力的膨胀就意味着灭亡的加速。
利益，只有充足的利益，才有驱动人们的魔力。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极其的残酷，却异常的真实。
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徐阶终于明白了知行合一的真义：无论有多么伟大正直的理想，要实现它，还必须懂得两个字——变通。只有变通，只有切合实际的行动，才能适应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
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纵使执著，纵使顽强，却依然是软弱的。他们并不明白，在这世上，很多事情你可以不理解，却必须接受。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因为一个共同的身份走到了一起——王学门人。
无论何时何地，在最终胜负显现之前，绝不能押上所有的筹码。——洛克菲勒
嘉靖不但要追认他爹为皇帝，还打算把他爹搬进太庙，成为以后历代皇帝朝拜的对象，最后，他还打算给自己的父亲一个封号——明睿宗。
此要求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定的称谓——称宗祔庙。
但严嵩却并不在乎，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只要能够飞黄腾达、位极人臣，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背叛所有的人，背弃人世间的所有道德！
刚看完奏疏，嘉靖就召见了严嵩，并用几个词概括了对他的印象——骑墙、滑头、两头讨好。
刚到单位上班，领导没混熟，同事关系也没搞好，就回家晾了三年，也真算是流年不利。
哲学是无数天才一生思考、生活的结晶，他们吃过许多亏，受过许多苦，才最终将其浓缩为书本上的短短数言。
夏言实在是个不错的老头，他虽貌似古板，实际上胸怀宽广，心存仁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可是在权力的擂台上，不折不扣的好人注定是要完蛋的。
知其不可而为之。
所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修道事业中去，把国事交给手下的大臣。而这位聪明的皇帝之所以敢于放权，是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所有的大臣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没有人能猜透他的心思。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在皇帝同志专心修道、大臣们专心斗争的时候，日本正处于极度混乱的战国时期，全国分成三四十个诸侯国，你打我，我打你，打赢的自然风光，打输的就只能跑路。
准确的人心洞察力，惊人的局势判断力，这就是胡宗宪的卓越才能。
所谓浪人，就是失去土地的日本武士。关于武士群体就不多说了，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即使在日本国内，武士也是一个十分稀少的品种。
因为浪人们固然是剑道高手，这帮打倭寇的兄弟却是高手中的高手——少林寺的和尚。
青藤者，徐渭也，徐渭者，徐文长也。
自古以来，风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附庸风雅外，并没有任何作用。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写得很好，诗文也很不错，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
先定大局，谋而后动。
嘉靖年间，倭寇之所以如此庞大，且有组织、无纪律，实在要拜两位仁兄所赐，这两个人，一个叫汪直，另一个叫徐海。
就地理而言，日本实在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除了火山和地震外，差不多什么都缺。汪直贩运货物到这里，想开多高价就开多高价，独此一家，爱买不买。
所谓强硬的手段，并不一定是指武力。只要能够消灭对手，可以使用任何方法。
历史告诉我们，所谓道德与公理，只有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拿出来讨论。
而是因为在明代，考试成绩实在太过重要，管你是皇亲国戚、高干子弟，如果不是进士出身，总会被人当做伪劣产品。
一般说来，生活在艰苦山区的人性格比较强硬，而且民风彪悍，不怕死；而在经济发达地区，混碗饭吃实在不难，不到万不得已，鬼才愿意拼命。
事实上，历史中的戚继光是一个几乎从不冒险的人，他的兵法要诀是“谋定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他绝不会作战。
因为他很清楚，胡宗宪是严党分子，如果自己要绕过胡宗宪结交严嵩，必定死无葬身之地，更为重要的是，严老贪胃口很大，要请他吃饭，先要数数自己荷包里有多少钱。
然而，一向坚强的胡宗宪再也承受不住了。他费尽了心思，用尽了气力，不惜投靠奸党，不惜声名狼藉，奉承逢迎，溜须拍马，无所不用其极，他背弃了盟约，杀死了徐海，除掉了汪直，送出白鹿，屡报祥瑞，只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为了拯救万民，平息倭乱。
嘉靖皇帝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不但很难糊弄，也很难伺候，他经常会干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只为了不让大臣看出自己的心思。自从修道修玄之后，他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从不主动透露自己的意思，经常让身边的大臣们无所适从。
根据明代惯例，母亲死了，儿子要守孝服丧，这一重任自然要由严世蕃来承担。但是这样一来，严嵩就麻烦了，因为青词是严世蕃写的，主意是严世蕃出的，儿子去守灵，工作就完了。他既破译不了嘉靖的暗语，也无法应付纷繁复杂的局面。
几十年的政治搏杀经历告诉他，若发起攻击，就要穷追到底，但在有必胜的把握之前，绝不可轻举妄动。
而一旦有了疑问，却又得不到解答，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去问人，但如果这个疑问无人能够回答，那又该去问谁呢？
所以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严世蕃是一个天才的幕僚，却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
这招十分狠毒，即所谓拖皇帝下水，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出、用得上的。
不是国军无能，只是共军太狡猾。
徐阶和严世蕃之所以能把皇帝捏着玩，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嘉靖同志爱面子，要换了朱元璋，估计不但严世蕃活不成，连办案的那几个书呆子也跑不掉，大家携手并肩一起见阎王。
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还有绝对的欲望，也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这才是一切祸患的起始。
而在政治学中，这个铁三角的三方有着另外一个称呼：君权、宦权和相权。
所有敢于挑战规则的人，都将受到规则的惩罚，无人例外。
历史证明，只要中国人自己不折腾自己，什么事都好办。在一片沉寂之中，明朝又一次走上了正轨。
文章作者即伟大的海瑞同志，时任户部正处级主事。此文名《治安疏》，又称“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当然，也有个别缺心眼的人称其为“天下第一骂书”。
孤僻，没人和他玩，天天只读那些上千年前的老古董，加上脑袋也不太好使，于是在学业进步的同时，海瑞的性格开始滑向一个危险的极端——偏激。从此以后，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对，就是错，不是黑，就是白，没有第三种选择。
一个是银两火耗，另一个是淋尖踢斛，
蠢人做不了清官，只能当蠢官。
胡大人，我记得你以前出外巡视的时候曾经说过，各州县都要节约，过路官员不准铺张浪费，但今天我县接待一个过往人员的时候，他认为招待过于简单，竟然毒打了服务员，还敢自称是您的儿子。我一直听说您对儿女的教育很严格，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呢？这个人一定是假冒的，败坏您的名声，如此恶劣，令人发指，为示惩戒，他的全部财产已被我没收，
在这个世界上，有正直的人，自然就有欣赏正直的人，朱衡就是一个
不知死而死，是为无知；知死而死，是为无畏。
海瑞，你是一个无畏的男人。
自打嘉靖二十年（1541）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要当，就当最大的官；要做，就做最大的事。
精明了一辈子的徐阶终于糊涂了一回，他没想到提拔高拱不但没能拉拢他，反而使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
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够走得更远。张居正，你的未来很远大。
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点儿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
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
现在明白了吧，成了右中允，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这叫找背景。当上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所有的国子监学员都成了你的门生，这叫拉帮派。要知道，蒋介石就最喜欢别人叫他校长，那不是没有道理的。
嘉靖很自私。他认为做皇帝就是来享福的，没有义务，只有权利，而为了享受，就必须分裂群臣，让他们斗来斗去，自己的地位才能稳固；为了享受，就必须修道，这样才能活得更长。至于国计民生，鬼才去管。
凭借着这封遗诏（作者大家心里有数），徐阶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权势也如日中天，高拱的气焰被打压了下去。但此招最为高明之处却并不在此。
天真的张居正并不知道，当他提起笔、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他与高拱已经彻底决裂。
自从骂完皇帝，海瑞先生的名气是一天大过一天了，无数官员把他当做榜样，有些老百姓甚至把他的像挂在家里，早请示晚汇报，成了不折不扣的偶像级人物。
在封建时代，就做封建时代的事，说封建时代的话，别指望人家有多高的觉悟，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
被禁的那一本，是《西游记》。如果你还记得，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唐僧师徒四人曾经到过一个叫车迟国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皇帝推崇道教，迷信成仙，还搞出了几个虎力大师之类的邪门道士，最后被孙猴子一顿收拾，见阎王去了。
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得好听点儿是读过书的大臣，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
此时的徐阶已经比皇帝还皇帝了，隆庆被他抓在手里，动弹不得。皇帝说：中秋节到了，咱们摆个宴席，庆祝一下。
海瑞能够飞黄腾达，全靠徐阶。在徐首辅看来，海瑞是个靠得住的清官，是应该重用的，临退休前把他提拔起来，将来还有个指望。
然而事实证明，这正是徐阶人生中第二次错误的任命，很快，一次致命的打击就将向他袭来。
而在当时，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更是闻名遐迩，万众所向，它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吏部考功司、兵部武选司、兵部武库司。
所谓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就是没事找事，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儿好处绝不罢休，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这种人也不在少数。
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 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它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
长期的官场经验告诉他，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请示领导，领导总是英明的，即使不英明，至少也能负责任。
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贸易才能带来和平。
也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卓越才能，包括：钻空子、绕道走、打擦边球以及民主精神。
比如一个胖子，体重一百公斤，如果你硬要说人家体重0.1吨，被人打残了我也不同情你。
司礼监的工作是打钩和盖章，打钩的人数不等，叫秉笔太监，有资格盖章的却只有掌印太监——有且仅有一位。
从法律的角度上讲，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要求，这叫口头要约；而高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叫口头承诺。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都比不上合同。
高拱同志是吃了不懂法的亏，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气的冯保行动了——他拿出了合同。这份所谓的合同，就是遗诏。
何谓善人？ 做好事要不留名，做坏事要擦屁股，这就叫善人。
徐阶等死了陆炳，除掉了严世蕃，把持了朝政，却被高拱一竿子打翻，家破人亡，之后高拱高调上台，风光无限。
然而，胜利最终却属于一直低调的张居正，他等到了最后，也熬到了最后，在暗处用一记黑枪结果了高拱，成了游戏的终结者。
什么叫改革？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你琢磨琢磨，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东敲一把，西碰一下，把这玩意儿整好了，这就叫改革。
由此可见，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
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有效。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
所以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
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它除了教书外，还喜欢搞政治。
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
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儿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
你还很年轻，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到万历十五年（1587），万历兄算是彻底不干了，不但不上朝，除了内阁大臣外，谁也不想见，每天闷在宫里。
使用《孙子兵法》四如真言“风林火山”（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
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的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
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有多少财产损失，而是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
这就真没办法了，命苦不能怨政府。
但无论如何，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而输了的结果，是很严重的。
据说是因为他是广东人，且只会讲粤语，官话（即当时的普通话）讲不好，也听不懂，总不招人待见，所以进步很慢。
但人只要有本事，就不怕没活干。
无论日军多敢玩命，毕竟都是人，是人就要吃饭，而这些后勤补给必须由日本国内海运而来，所以只要封锁海岸线，打击日本船队，敌军必定不战而溃。
在这个世界上，笨人的第一特征，就是自认为聪明。
但事实告诉我们，奇迹，正是由天才创造的。
战役结局证明，藤堂高虎的水军技术，也就能对付元均这类的废物。经过激战，李舜臣轻松获胜，并击沉四十余艘敌舰，歼灭日水军三千余人，日军将领波多信时被击毙，藤堂高虎身负重伤，差点被生擒，日军大败，史称鸣梁海之战。
在战场上，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胜负，因为只有胜利者的故事，才能流传下来。
所谓正义、邪恶、侵略、暴行，大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就是胜利，或失败。
话说，就是民主。可是民主过了头，就有问题了，发展到万历年间，言官们已经是无所不骂，坏人要骂，好人也要骂，不干事的要骂，干事的也要骂，且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骂得就越响。明代是一个开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发言，批评皇帝，弹劾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
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当年的抱负。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
所以说，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
从根本上讲，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先装孙子再当爷爷，半斤对八两，但问题在于，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当年的抱负。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
所以说，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
一般说来，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
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儿。
申时行不是混混儿，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在明代，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有不同的方法：要折腾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职，罚工资没用，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工资基本不动，罚光了都没事。言官就不同了，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故十分害怕这一招。
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
万历年间，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
总而言之，万历的这个政府，基本属于无政府。如此看来，他应该属于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如此超前，着实不易。
自然经济，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
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一个政治纷乱、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生机勃勃的世界。
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是李成梁的朋友。
很多人说过，最好的老师，不是特级教师，不是名牌学校，而是兴趣。但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在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是生存。
为了一块土地，为了一座房子，为了一块肉，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熟悉杀戮的技巧、掌握抢劫的诀窍，无须催促、无须劝说，在每一天生与死的较量中，懂得生存，懂得如何去生存。
在这个世界上，好人不怕，坏人也不怕，就怕时好时坏、无端抽风的人。
列举以上两人，只是为了说明一点：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
纯粹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志、认真、一根筋、二杆子等等。纯粹和执著，也是有区别的。所谓执著，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这个被杨涟骂走的领头太监，名叫李进忠，是个不出名的人。但不久之后，他将更名改姓，改为另一个更有名的名字——魏忠贤。
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邪，只有成败。
事后证明，自明朝军队进入锦州的那一刻起，努尔哈赤的悲惨命运便已注定。
因为至此，孙承宗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关锦防线。
祖大寿、吴襄、满桂、赵率教、毛文龙以及袁崇焕，对努尔哈赤而言，这些名字毫无意义。
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兵以来，明朝能打的将领，他都打了，杨镐、刘綎、杜松、王化贞、袁应泰，全都是手下败将，无一例外。在他看来，新来的这拨人的下场估计也差不多。
但他终将失败，败在这几个无名小卒的手中，并永远失去翻盘的机会。
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
事实上，明代的公务员，并非都是政府官员，它分为两种：官与吏。
参加科举考试，考入政府成为公务员的，是官员，就算层次最低、底子最差的举人（比如海瑞），至少也能混个县教育局局长。而没有品级，也吃皇粮的，比如教谕（教育局局长）、驿丞（县招待所所长），大都由举人担任，人数也不多。在一个县里，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换句话说，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然而，一个县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县长大人日理万机，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就叫吏。
一般说来，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而吏大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个把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
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中，最狡猾、最会来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儿就没人答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是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
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会来事，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明代官场里，最重要的两大关系，就是师生、老乡。
长期以来，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者叫精神领袖）是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标以及赵南星。
换句话说，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
公正地讲，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哪怕是八辈贫农，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只要出个能读书的，就能当官，就能进入朝廷，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条道路虽然公正，却不平坦。
所以我一直认为，科举制度，是一种杰出的、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杜绝了自东汉以来腐败不堪的门阀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才的选拔。虽然它并不完美，却亦无法取代。
当然，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你考上了进士，脱离了科举体系，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体系——文官体系。在那个体系中，你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还要熬资历、干工作、斗智斗勇，经过几十年的磨砺之后，你才能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并具备足够的智商和经验，领导这个伟大的国度继续前进。
这就是于谦、李贤、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的成功之道，也是必经之道。虽然他们都具有优异的天赋、坚忍的性格、坎坷的经历，但要想名留千古，这是无法逃避的代价。
因为太监，是很难当上的。
宫里，能被称为“太监”的，都是宦官的最高领导。太监以下，是少监，少监以下，是监丞，监丞以下，还有长随、当差。
一般人在骗人的时候，都知道自己在骗人。而据史料分析，魏公公骗人时，不知道自己在骗人，他骗人的态度，是极其真诚的。
虽然魏忠贤是个太监，但他是可以找老婆的。
作为古代宫廷的传统，太监找老婆，有着悠久的
虽然魏忠贤是个太监，但他是可以找老婆的。
作为古代宫廷的传统，太监找老婆，有着悠久的历史，事实上，还有专用名词——对食。
应该说，这种思想是值得尊重、值得敬佩的，却是绝对错误的。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政治的最高技巧，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妥协。
所谓道统，是一种规则、一种秩序，是这个国家几千年来历经苦难挫折依旧前行的动力。
所谓封建士大夫，如王安石，如张居正，如杨涟，如林则徐。
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就是没落、守旧、不懂变通、不识时务、给脸不要脸，瞧不起劳动人民，自命清高，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
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
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不接受。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也不会认识的普通百姓，并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
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是十分严格的。京城的就不说了，京察六年一次，每次都掉层皮。即使是外面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无论是偏远山区，还是茫茫沙漠，只要你还活着，轮到你了，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然后由布政使组团，大家一起上路，去北京接受考核。
考核结果分五档，好的晋升，一般的留任，差点的调走，没用的退休，乱来的滚蛋。
红夷大炮，也叫红衣大炮，纯进口产品，国外生产，国外组装。
以前有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只要你不放弃自己，上天就不会放弃你。
懂得暴力的人，是强壮的；懂得克制暴力的人，才是强大的。
一般说来，辞职的原因只有一个：如果不辞职，会遇到比辞职更倒霉的事。
自古以来，人类追求的东西不外乎以下几种：金钱、权力、地位，这些魏忠贤全都有了。
但最重要的那件东西，他并没有得到。
那是无数帝王将相梦寐以求，却终究梦断的奢望——入圣。
之所以劝进三次，是因为继任者必须不愿当皇帝，必须劝三次，才能当。虽然这种礼仪相当无聊，但上千年流传下来，也就图个乐吧。
免死铁券这件东西，之前我是介绍过的，用法很简单：不管犯了多大的罪，统统地免死。但有一点我忘了讲，有一种罪状，这张铁券是不能免的——谋逆。
现在反击已不可能，从他抛弃崔呈秀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威信，一个不够意思的领导，绝不会有够意思的员工。
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 ——小兵张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过调研，采纳这一定律，于2006年彻底废除了农业税，打破了这个怪圈。
自然界从诞生的那刻起，就有了永恒的规律，春天成长，冬天凋谢，周而复始。
人世间也一样，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规则恒久不变，是为天道。
在史书中无数的尸山血河、生生死死背后，我看到了它，它始终在那里，静静地注视着我们，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
它告诉我，在这个污秽、混乱、肮脏的世界上，公道和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天道有常，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恒久不变。
史书有云：明之亡，亡于天启。也有史书云：实亡于万历。还有史书云：始亡于嘉靖。
所谓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部长，很牛，但最牛的官职，是后四个字——督师蓟辽。
张牙舞爪的人，往往是脆弱的，因为真正强大的人，是自信的，自信就会温和，温和就会坚定。无需暴力，无需杀戮，因为温和，才是最高层次的暴力。
在范文程的帮助下，皇太极建立了朝廷（完全仿照明朝），开始组建国家机器，进行奴隶制改造，为进入封建社会而努力。
兵变的原因，是不发工资。
而明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用在了同一个地方——军费。
什么军饷、粮草、衣物，打赢了有赏钱，打输了有补偿，打死了有安家费，再加上个别不地道的人吃空额、扣奖金，几乎每年都不够用。
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因为要处决一个人，必须经过复核，而在明朝，复核的人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最高法院大理寺，甚至不是刑部部长。
唯一拥有复核权的人，是皇帝。
更重要的是，此时已有传言，说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
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言官应该排在太监的前面，如太监是流氓，言官就是流氓2.0版本——文化流氓。
掌握这把钥匙，就能解开袁崇焕事件的所有疑团。
在这世上，只要是人，都复杂，不复杂的，都不是人。
因为这种事情，一个人是做不成的，必须是团伙作案，既然是团伙，就要分赃，既然分赃，就可能不均，既然不均，就可能闹事，既然闹事，就必定出事。
崇祯登基以来，干掉了阉党，扶植了
崇祯登基以来，干掉了阉党，扶植了东林党，却没能消停，朝廷党争不断，干什么什么都不成，所以最恨结党。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
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第一个是坏结果：鉴于生意赔得太大，既没钱，也没人了，回本都回不了，孔有德、耿仲明经过短时间的思想斗争，决定去当汉奸，投靠皇太极。
当英雄很累，当汉奸很轻松。
不过，当时内宦外臣等人私心甚重，不以治国为首要，反而倾轧相斗以胜者为荣。正如《明史》所说：“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
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没钱。
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到崇祯接班的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
明朝的货币，是白银。
简单地说，没钱的意思，就是没有白银，没有白银，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有多少财政报表，都是胡扯淡。
驿站虽说比较小，但好歹是官办的，也算是吃皇粮的，而且各省都有拨款，搞点儿潜规则，多少能捞点儿油水，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
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只开个几年就卷铺盖的，也不少。最多也不过三百年，明朝开了二百多年，够意思了。
西北的民军里，除了业余造反的以外，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明军，而且数量很多。
兜里没钱，手里有刀，怎么办？ 凉拌，开抢！
事实证明，农民军之所以造反，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只是因为吃不饱，现在既然朝廷肯原谅他们，给他们饭吃，自然愿意投降，毕竟造反这事，要经常出差，东跑西跑风险太大。
把人围起来，然后死磕，是可以的，但是损失太大，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放出来，然后一路追着打。
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杀光了，就没事了。
北京，是北都；南京，是南都；还有一个中都，是凤阳。
但凡古代干这行的，基本是两种人，吃不上饭的和混不下去的，文化修养大都谈不上，所以做事一般都不守规矩，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军队也是一样，今天是这帮人，没准儿明天就换人了，指望他们严守纪律，按时出操，没谱。
高迎祥的战略思想十分清晰，敌人弱小，就迎战；敌人强大，就先跑路，多凑几个人，人多了再打。
卢象昇的军队断粮三天，没有一个逃兵。
这个看似没有可能的奇迹，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卢象昇的一个举动——他也断粮。
他非但不吃饭，连水都不喝（水浆不入口），此即所谓身先士卒。
所以结果也很明显——得将士心，同仇敌忾。
其实很多时候，群众是好说话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并非特权，而是公平。
闯王同志之所以叫闯王，就是因为敢闯，所以这一次，他决定攻击一个卢象昇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南京。
明朝大致就是这么个状况，客观地看，如果只有李自成、张献忠闹事，是能搞定的；如果只有清军入侵，也是能搞定的。偏偏这两边都闹，就搞不定了。
自古以来，从下至上，要想进入陕西，必先经过汉中，所以当年刘备占据四川，要攻击曹操的长安，必占据汉中，此后诸葛亮六次北伐，都经过汉中出祁山作战。
之前我说过，明末的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是关宁铁骑；排第三的，是天雄军；排在第二的，是秦兵。
郑芝龙，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有个著名的儿子——郑成功。
为什么要造反？ 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牛的时候，怎么干都行。等到不牛了，还想怎么干都行，那就不行了。
谁有实力，谁就是大爷，没实力，就是孙子。
结果毫无悬念，批判的武器没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黄道周全军覆没。
历史从来就不幽默，也不乐观，而且在目前可知的范围内，都没有什么大团圆结局。
所谓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它的残酷之处在于：无论你哀嚎、悲伤、痛苦、流泪、落寞、追悔，它都无法改变。
大旱也好，没有鸡叫也罢，没有牛、没有猪都罢，有一样东西，是终究不会罢的——征税。
吃他娘，喝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崇祯十三年（1640），河南大旱。
崇祯同志有句名言：“诸臣误我。”还有一句：“是文臣人人可杀。”
崇祯决定自尽，他打算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如下观点：一、绝不妥协； 二、绝不当俘虏； 三、尊严。
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其实历史没有变化，技术变了，衣服变了，饮食变了，这都是外壳，里面什么都没变化，还是几千年前那一套，转来转去，该犯的错误还是要犯，该杀的人还是要杀，岳飞会死，袁崇焕会死，再过一千年，还是会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