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无新事。当下的种种困境，其实在历史的回声里早已出现过。阅读《以日为鉴：衰退时代生存指南》时，我感受到其中不少问题依旧切中现实。然而，真正的解法从不在书页中，而在每个人依据自身处境作出的独立回应。生存的答案，无法被教条地复制。
以下是一些摘录。
作为传统的儒家东亚文化圈的一员，日本社会在此经济下行期出现了诸如“返乡潮”“考公热”“学历贬值”“高学历贫穷”“医疗崩坏”“临时工时代”等社会现象，也诞生了“啃老族”“无缘社会”“老后破产”“女性贫穷”等社会名词。
“CI指数”即“景气动向综合指数”（Composite Index），是日本政府用于衡量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指标之一。
1988年《朝日新闻》统计，东京地区面试者的平均交通费超过2 000日元，而面试后如安排用餐，则标准至少为10 000日元/位。否则，企业会被视为“失礼”，因为人们愿意来面试本身就是给了企业面子。
当时的日本企业遇上的最大问题便是企业利润快速下滑，但产能端却出现了严重的过剩，这使得企业陷入了恶性内卷和亏损的泥潭。
后来有人总结，日本保就业的成果，是建立在牺牲长期发展与一代人利益的基础上所取得的。
简单来说，由于政府过度地保护就业，导致中小银行无法向处于破产的企业追偿债务，从而使得日本政府只能先让大银行为中小银行兜底。这一模式下，不良资产仍淤积在银行体系内，最终也连累大型银行积重难返，最终导致整个银行业走向破产。
可以说日本为了保住就业市场，最终搭上了整个银行金融体系。
超过40%的企业选择不再设立新员工的培训预算，导致大学生的入职难度大幅增加，他们难以适应工作要求。
1995年，日本住专公司坏账金额达到恐怖的8.1万亿日元，全公司76%的账款都处于坏账状态，
1992年至1995年间，面对大学生就业的严峻形势，日本政府推出了“乡村分流”与“研究生扩招”两项举措，旨在尽量延缓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以缓解就业压力。
1996年政府修改了《工人派遣法》并推广劳务派遣制度，鼓励企业减少正式员工雇佣比例，将临时员工作为新的就业蓄水池。这轮改革后，所谓的终身雇佣制度基本就与大学生无缘了，此后10年日本每两个大学毕业生就有一个是临时员工。
当年，仅山一证券的破产案，就导致了1.2万名员工失业。而山一证券最后一任社长野泽正平，那张他哭泣着恳求大家帮助失业员工再就业的照片，后来也被视为日本泡沫经济正式破灭的象征。
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下的都市，夹在城市与家乡间的漂流一族究竟是如何
其1995年的经济白皮书已经明确指出：过量的基建投资并没有被有效用于民生建设，其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已经十分微弱。
低廉房价、高涨的收入与繁荣的经济成为日本最好的“催生药”。
“四当五落”是一个曾经响彻日本70年代家长圈的流行语。考生每天睡四小时，就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当），每天睡五小时的话，就会名落孙山（落）。
学历社会中，一旦在学业考试上落败，基本等同于一辈子都毁了。
”做好储蓄”“不乱消费”和“低欲望生活”是日本现在年轻人应对经济下行的三件法宝。
“派遣家庭”在日本社会是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词语，用来指代父母都是派遣员工，工作十分不稳定、没有稳定的收入储蓄来源的家庭。
而比贫穷更糟糕的是祖父母的离世，派遣家庭很大一块收入来自祖父母（50后）的退休金，祖父母一旦去世，派遣家庭的收入马上就面临断崖式下滑。
后来这种学历快速贬值的现象，被日本社会称为“学历崩溃”，最终与“中产崩溃”以及“金融崩溃”，统称为“平成三大崩溃”。
由于校招制度废除，不再有固定的校招时间，这导致学生们反而被迫提早寻找工作。
大企业本就是工资最高的所在，在市场岗位本就稀缺的情况下，这些优质的岗位还被“二代”们所占据，学历失去了竞争价值。
1999年政府彻底放开劳务派遣制度限制，所有工种都可以进行劳务派遣。而2000年政府颁布《派遣机构管理法》，将劳务中介机构合法化，要知道日本此前介绍工作收费是不合法的。
改革后，劳务派遣彻底成了脱缰的野马不再受到监管。
是在长期萧条的经济下，日本财政已经无法供养现有大学了，政府要求大学增加收入，尽快实现自负盈亏。
根据《文凭社会》一书，其表现形式为：①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②当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文凭在求职过程中的含金量越来越低。
在大扩招无法停止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996年提出研究生教育质量改革与博士扩招计划。一方面，政府鼓励研究生进行博士深造以延缓就业，此后又推出博士后支援计划，最高峰是在读博士数量达到7万，博士后达到1.5万，
各国立大学为了竞争经费，纷纷对学生提出极为严苛的毕业论文要求。这导致许多学生无法按时完成学业，只能选择延时毕业。
2002年政府科研经费开始减少，各大高校开始缩减人员编制，由于高校与研究机构同时缩减编制，当年博士与研究生就业率双双跌破60%，这批大龄博士与研究生被迫成为“高学历穷忙族”。
当时就连在婚恋市场上，一句“我在考公务员”，也会给异性留下积极向上的好印象。
而在庞大的基建投资刺激下，各地出现了类似“县城婆罗门”的说法，他们称之为“农林公建党团”，大量依附在基建产业链上的地方公务员赚得盆满钵满，在利益刺激下，日本许多名校学生扎堆报考地方公务员。
由于公务员长期占用大量财政预算但产出明显偏低，再加上当时社会对于公务员的尸位素餐多有怨言，90年代后期，人事厅开始加强了公务员的各项考核。
每1 000人中，日本有公职人员37人，而法国有90人，美国差不多是64人。
70年代中后期由于学历竞争问题过于严重，政府不得不在1976年推出《新教育课程基准》要求为学生减负。但法案推出后由于担心公立学校减负导致孩子学力下降，反而促进了日本私立中小学进一步兴起，如今私立中学已经成为日本顶尖大学的绝对生源群体。
当时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根本无法裁撤，因此只能选择先减少新教师数量。
此后为了继续压缩经费，政府又提出全科教师普及化，要求教师同时负责多个学科以压缩人力成本，这导致其工作时间被进一步拉长。这也是教师在如今的日本被称为黑色职业的原因，因为其工作强度即使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也是最高的存在。
90年代日本正处于学历社会逐渐崩溃的过程，社会逐渐从学历社会向能力社会转变，新老思想对立加剧。
这场改革在乡村被称为平成大合并，导致一半的基层岗位被裁撤。它在高校引发了国立法人化改革，此后大学被迫自负盈亏。
但经过20年的泡沫经济腾飞，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困扰90年代早已富起来的日本老人的第一大疾病就是慢性病。由于慢性病需长期住院治疗的特点，当时14%的老龄人口竟长期占据60%的病床资源，甚至有20%的老年患者住院超过1年，导致医院实际承担了养老机构的职责，后来社会将其称为医院养老现象。
老年人均就医次数比一般人高几倍，而且诊疗时间长，
1995年，据厚生省统计，65岁以上老年患者消耗的医疗资源是青年人的四倍，远超70年代的预测值。
改革前医生的考核标准是医术与患者的满意度，但改革后却变成医生能否以较低的成本治愈病人。
2003年，厚生劳动省首先推出医师实习补贴细则，从制度上根除了规培医生免费劳动力的错误定位，
1983年3月，厚生省保险局局长吉村仁在《社会保险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对医疗费用形势和应对的看法》的论文，第一次在全社会指出：如果税收继续用于大额补贴医疗费，财政将被彻底抽干。他认为基于未来30年的老龄化冲击，医疗保险体制马上就要崩溃，现在不改革，就要亡国。
由于集采往往低价优先，这使得药企为了中选而选择进一步降价。这最终直接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一旦一家药企选择降价，其他所有企业都必须跟进。竞争到最后，各家药企既没有利润，又失去了对药品质量的保障。
厚生省提出未来日本只有三类药企可以获得政策扶持，他们分别是巨型药企、高研发药企与家庭常用药企，其中家庭常用药企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OTC。
同时提高药剂师的地位与待遇，改革后药剂师提升至与医生地位等同，即所谓的第二医生。
可以说通过药剂师制度，日本社会打通了医生、患者、医药、社区养老、私立医疗等过去所有封闭的场景，而这也是药剂师在日本被称为第二医生的重要原因。
那么毁誉参半的DPC支付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按住院天数对医院实施奖惩制度。过去无论住院多久都可以进行报销，老年患者仅需要支付少量费用，就可以长期使用医院床位，也就是前述提到的医院养老现象。医院由于可以无限制获得医保付费，也乐见老年患者长期使用床位，这也是90年代医疗资源紧缺的一大诱因。
而DPC改革就是针对这一情况，提出医保报销按住院时长分段支付，简而言之就是住院时间越长，医院所获得的医保支付越少，倒逼患者提前出院，或者说DPC改革宣传的是效率至上，医院治愈患者的速度决定了能拿到多少奖励。
医患关系的本质其实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医疗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90年代中期，日本最强的三大产业分别是汽车、电子产品和机械装备，
日本企业一方面寻找以中国与东盟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利用其劳动力与市场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新兴经济体的利润反哺研发，实现欧美市场所需的技术创新。
另一方面更受地缘政治影响，中国产品出口欧美高利润市场，都需要采用海外独立的供应体系。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爆发式增长的原因，因为企业想进入到美国市场，就必须在墨西哥配套生产。
可以说，在新能源汽车、互联网与消费电子这三个领域，是否出海工作已经不再是判断题，而是一道人生的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