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2026年9月29日，上午11点10分左右，父亲停止了呼吸。他出生于1968年3月27日，离开的时候58岁半。从出生到离开，他的人生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传奇的经历。他开了接近40年的车，养活了一个家，送我上学、读大学、读研究生、读博士，也经历了生病、手术、复发、转移和最后的治疗。现在回头看，我不知道一个人的一生究竟应该用什么来衡量，也许就是这些很具体的事情：开过多少年的车，走过多少趟医院，修过多少次家里的水电，给孩子买过多少玩具，以及最后几年从家到医院、从医院回家的那些路。

一、开始工作的时候，父亲已经生病了

2022年，我刚刚博士毕业，结束了6+3+3+4+5年的求学生涯，开始了博士后阶段。虽然读博士期间已经有补贴收入，但那一年第一次真正开始拿工资，我也第一次觉得自己算是正式开始工作了。也是在那一年7月，在师弟师妹的帮助下，我开始做full Stokes探测的工作。那时候每天想得更多的是论文、实验，以及博士毕业以后自己究竟要做什么。10月份，我突然收到父亲胃癌确诊的消息。

当时其实没有太在意。因为家里以前也有胃癌的情况，大舅做过胃癌手术，术后很多年仍然健在；奶奶60岁左右做过胃癌手术，后来一直活到85岁。所以在我的理解里，胃癌似乎是一种已经有比较成熟治疗手段的疾病，发现了就治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是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交通不方便，加上我自己刚刚毕业、工作也刚开始，很多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后来父亲因为胃部的问题，能够吃下去的东西越来越少，营养吸收也越来越差。现在回头看，2022年10月收到的那个消息，其实已经是后来一切的开始。

二、2023年1月

2023年1月，我带父亲来上海做手术。那时疫情刚刚放开不久，我自己刚“阳康”，身体也很难受。其实按照现在回头看的时间，如果当时能够早一点来，也许会更好一些，但人生没有办法重新走一遍。1月5日，我先到上海，在单位附近找了宾馆住下，在我单位门口合了影；1月6日是周五，我坐地铁去了医院，挂号、就诊，确认了手术。因为周末不能办理住院手续，又需要核酸阴性证明，父亲不愿意一直住宾馆，于是先回家待了两天。1月9日早上，我们再次出发来上海，1月10日正式住院，手术定在三天以后。

原本我的想法是，住院以后每天从住处往医院跑，白天工作，晚上再回来。但因为当时医院的规定，陪同家属进去以后就不能再出来，幸好我带了笔记本电脑，于是就在医院陪床陪了十天。父亲进手术室之前，又一次问我，以后到底准备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发展。现在想起来，这也许是父亲在认真考虑我的未来。1月13日，手术进行得还算顺利。父亲是一个很要强的人，手术以后很疼，但他很少喊疼，也不怎么吭声，只是咬着牙坚持。

术后一周，医生让他出院，并特别嘱咐要尽量维持体重。医生说，体重如果一直掉下去，后面就很难再恢复，要补充营养、补充蛋白质，多吃牛肉之类的东西。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句话后来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正值春运，我们只抢到了一等座，很难想象，一个刚做完胃部手术七天的人，拖着身体在虹桥站等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高铁回家。回家过了一个很短的春节，初六我们又回到了上海。

那时候我还是觉得，手术做完了，接下来慢慢恢复就好了。按照家里的经验，也许几十年以后再回头看，这不过是人生中经历过的一场病。2023年，父亲办理了病退，那一年家里很久以前买的新房终于开始动工，到了年底房子装修好了，父亲也终于住上了电梯房。一切似乎又慢慢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三、复发

2024年4月，我听说父亲又出现了复发的情况。那段时间工作比较忙，我抽出五一假期中的一天，坐车回家，又坐车回来，只在家里待了一天。后来父亲开始化疗，一段时间里病情似乎又控制住了，生活也就这样继续着。

直到2025年10月左右，母亲发现父亲的眼珠发黄，小便变成橙色，皮肤也开始发黄。父亲当时没有太在意，后来才发现是肿瘤导致了胆管梗阻，需要置管引流。从那以后，治疗变得越来越频繁。2026年2月春节，我回家准备婚礼的时候，已经看到父亲身上带着引流管。但那时的父亲，从外表和行动上看，仍然不像一个病得很重的人。母亲去上班，他还是会热菜、做饭、洗碗，就像以前一样。

春节结束后，我带着病历资料，通过远程视频找上海中山医院的医生咨询。医生判断，腹部的问题主要还是肿瘤压迫胆管，并不是直接转移到了胆囊。之后继续进行抗癌治疗，挂水降低胆红素，我还从京东买了电解质水寄回家。然后又是一轮一轮的化疗。现在回头看，那段时间其实已经是在不断延长治疗和生活之间的时间，只是当时的我仍然觉得，既然还在治疗，就应该还会有下一步。

四、我的婚礼

2026年4月，我结婚了。婚礼照片里的父亲已经明显消瘦，整个人瘦得有些脱相。那时候其实已经能看出来，情况越来越不好。父亲每天往返医院化疗、治疗，后来又听说因为药物价格比较昂贵，他曾经擅自停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这些事情，一个已经长期承受疾病和治疗的人，到底是在怎样的身体和心理状态下做出这些决定，我现在也无法知道。

我只能从后来留下来的记录里，一点一点地看见他的生活是怎样走向最后的。翻看手机里的微信、滴滴、支付宝记录，我后来发现，2026年7月的时候，父亲还能够骑共享单车去医院；到了8月份，就已经需要打车往返了。生活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缩小的，从骑车到打车，从自己去医院到需要别人陪伴，从能够做饭到只能躺在床上。后来算起来，去世前大约十个月，他基本都在医院和治疗中度过。那应该是一段生活质量很低的日子。

五、中秋前后

8月下旬，我收到父亲脑转移的消息。很久没有直接给父亲打电话了，那天我通过微信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父亲接了，但也没聊几句又挂了。后来又陆续接到妈妈和姨父的电话。原本还考虑去上海做一次MDT肿瘤多学科会诊，后来妈妈和姨父又和医生沟通，了解到腹部肿瘤目前并没有明显增大，之前的治疗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脑转移的可能性很大，需要考虑针对脑部的放疗。考虑到父亲当时的身体状况，最后没有再来上海做MDT。

那段时间，我还没有回家。9月中旬，我又收到通知，要去北京参加新任导师培训。培训本身后来感觉并没有得到多少实际的东西，但我还是去了。培训结束后，因为中秋调休，周日还要上班，周一也要上班，后来老师又出差，安排了组会。就在那几天，家庭群里不断收到母亲发来的语音。平时很少在群里说话的父亲，也开始偶尔发消息，发一些表情包。那时候我开始觉得，可能真的应该回家了。于是改签了9月22日的车票，提前回去。

六、最后一周

9月22日回家。按照父亲的意愿，也按照母亲的安排，在表哥的帮助下，我们开车去长青园买了墓地。这件事其实很难说。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儿子陪着他去给他买墓地，但当时我们都知道，这是迟早要面对的事情。

回到家，我看到父亲还能坐在沙发上。后来需要把他抬回床上休息，我和母亲一起扶着他。在过程中，我因为不熟练，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脚，后来才发现父亲的下肢和双脚已经肿得非常厉害。腹部也已经因为腹水插了引流管，肚子明显变大，整个人都很痛苦。那几天，父亲已经几乎不吃饭了，能吃的东西很少，只喝一些蛋白粉冲剂、红豆汤和温水。体重只剩下80多斤。2023年手术出院时医生说过的话，到这时候突然又回到了我脑子里：体重掉下去以后，就很难再回来。

我主要能做的事情，就是倒水，把他从床上扶起来坐一会儿，再扶着躺下。9月23日，小裴也回来了。父亲嘱咐我们，过好两个人的日子，然后让我们加了微信。他给小裴转了2000块钱。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在父亲看来，这仍然是一件作为长辈应该做的事情。哪怕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在想着我们以后的生活。

同一天，我收到通知，27号要参加所里的启明星项目答辩，于是决定27号去一趟，再当天回来。答辩时间其实很短，只有三个名额，还有几个很强的竞争者。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有些荒诞：父亲已经躺在家里生命垂危，而我还需要坐车去参加一个项目答辩，然后再赶回来。但当时的生活就是这样，事情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父亲正在生命最后阶段，就自动停止。

24日至27日是中秋节假期，母亲放假，在家照顾父亲。28日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主要由我来照看。那天父亲还让我去客厅茶几的抽屉里拿东西，抽屉里面有一个果盘，还有几盒药。我当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拿回来，倒水。父亲用吸管喝水，但我逐渐发现，他喝水时的吞咽动作已经明显变得困难，需要很用力。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就会是最后一天。

七、9月29日

9月29日早上，下着雨。我原本以为，这一天和前几天没有什么不同。早上，母亲喊我起床，她要去公司，让我帮忙照看父亲。我起床以后，看到父亲趴睡在床上，床单上有大片的血迹，他吐血了。我让母亲请假，不要去公司了。我一下觉得事情不太对，但那时候的我，好像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死亡已经近在眼前。我甚至先给自己煮了饺子吃，然后坐在那里观察父亲。

后来，我和小裴一起坐在床边，我们手拉着手，看着父亲还有呼吸。那时的父亲已经没有意识，我发声叫他，问他话，他没有回应。他的身体偶尔抽搐，呼吸变得越来越奇怪，中间夹杂着隐约的呕吐声和牙齿咬合的声音。我后来翻父亲的药盒，发现原本应该按照医嘱每12小时服用一片的奥施康定，已经有空了六格。我不知道他究竟在什么时候吃掉了这些药，也不能确定具体的服用量，只能怀疑他可能在一天之内服用了远超过医嘱的剂量。但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问他。

我和小裴一直坐在旁边，看着呼吸从还有，到越来越微弱，最后完全停止。大约上午11点10分，父亲去世了。

八、料理后事

29日中午，我们叫来了殡葬服务。后来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死后，身体会很快从“父亲”变成“遗体”。工作人员进来以后，剪掉身上原来的脏衣服，擦去血迹，换上寿衣，然后呼叫殡仪馆，最后装进白色的袋子里，被拖走。换寿衣的时候我没有帮忙，搬运的时候工作人员先托住他的头，从我面前走出去。我第一次觉得，父亲原来这么重。

下午，我出去办理死亡证明，外面下着很大的雨，鞋子很快湿透。回来以后，在客厅布置灵堂。已经接近傍晚，亲戚朋友陆续过来吊唁，人不算多。30日，来吊唁的人多了一些，但主要也是母亲这边的亲戚。父亲这边，大伯已经去世，姑姑还在。中午去老虎饭庄吃饭，下午人慢慢少下来，续香、烧纸。这些事情以前只在别人的葬礼上见过，现在轮到自己家。

九、10月1日

10月1日，正式出殡。早上6点多出发，6点40多到镇江殡仪馆，遗体告别，然后火化。8点多取骨灰，9点多到长青园墓地，下葬。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看着一个人进入火化炉，然后最后只剩下骨骼和骨灰出来。工作人员用小铲子和刷子，一点一点把头部、躯干和四肢的骨头清理出来，躯干和四肢的骨头被碾碎成粉末，铺在下面，头骨相对完整，最后放在最上面。

一个人的身体，最后就这样被装进了一个小盒子。我以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但直到那一天，我才真正看见一个完整的人进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小盒子。

这一天没有下雨，下葬的时候甚至还短暂地出了太阳。10点多结束，回老虎饭庄吃午饭。来的人不多，母亲这边的四个亲戚，父亲那边一个表姐和表姐夫里两个人。吃完饭，又聊了一会儿，12点左右回家。简单收拾以后，下午1点左右，我和小裴去了万达附近的奥乐齐、长申广场。只是逛街，3点半左右回家。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只是觉得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

十、父亲留下来的东西

父亲走以后，我开始看他的手机、电脑和钱包。他的电脑还是2013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帮他买的那台笔记本电脑，读研后我买了新的笔记本，这台就放在家里给他用，已经用了十几年。从里面，我发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高德地图里保存着去我在上海公租房的路线，钱包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网页浏览记录里有我后来评上硕导之后，单位网站上的个人信息。

我以前并不知道，他会去看这些。也许他没有告诉过我，也许只是偶尔点进去看看。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特别的价值，但现在看起来，每一样都让我停下来。原来父亲一直在关注我的事情，只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说。

钱包和网页记录里，还有一些购买彩票、查看开奖结果的记录。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中一笔大奖，也许是，也许只是打发时间。父亲平时相对节省，喜欢打游戏，也喜欢玩掼蛋、斗地主这一类纸牌游戏。这些就是他的生活，并不复杂。

十一、我记得的父亲

父亲是司机。他的工作，也是从爷爷那里接过来的。驾驶证初次发证是1988年，算下来开了接近40年的车。我有印象的时候，他最早是给一家私营化工厂的老板开车。那时候私家车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会开车的人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亲戚家里谁有事情、需要用车，都会找他；逢年过节单位不用车的时候，也会开公车回老家。后来化工厂倒闭，他又换过其他开车相关工作，最后增驾了A1、A2驾驶证。

从我记事开始，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发生任何交通事故。小时候坐他的车，我觉得很稳，后来长大了，甚至坐在车里就能睡着。只是后来私家车越来越多，自动挡越来越普及，亲戚家也慢慢都有了自己的车，反而我们家一直没有自己的车。小时候觉得父亲会开车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才知道，家里很多事情之所以能够顺利，是因为总有一个人在承担，父亲就是那个承担的人。手机里，他把许多账号的头像都换成了这个司机叔叔。

家里的机械、水电以及各种需要动手的事情，基本都是他负责。小时候，他会给我折纸玩具，会给我买四驱车，而且经常一次买好几个；小学高年级以后我近视了，他带我去配眼镜；上初中以后通勤远了，他给我买自行车；中学的时候，我听了很多摇滚音乐，他又给我买了一把吉他。大学以后，每年会一次性给我一万元学费和生活费。这些事情单独拿出来都不是什么大事，但现在想起来，它们组成了我对父亲最完整的印象。他不太会说什么漂亮的话，但他会买东西，会修东西，会开车，会做饭，会洗碗。他用这些事情，把一个家撑起来。

十二、后来才知道

小时候，我和父亲是亲近的。他会经常带我出去玩。后来我上了大学，又读研究生、博士，最后去了上海，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平时很少打电话，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微信群里简单打几个字。我忙自己的工作，他过自己的生活。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矛盾，也没有什么一直没有说出口的重大事情，只是慢慢地，联系就少了。

我以前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现在才发现，父子之间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才变得沉默，只是两个人都默认，对方一直在那里，所以很多话不需要说，很多事情也不需要解释。直到有一天，那个一直在那里的人突然不在了，才发现原来以后也不会再有机会了。

十三、回望

父亲为什么会得胃癌，我不知道。家里人在吊唁的时候，舅爷爷提起过家族里的情况：父亲的大哥、父亲自己，以及他的外公，都在五十七八岁左右去世。再加上抽烟、喝酒，这些因素后来也都会被我们拿出来反复讨论。但这些讨论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我也会想到后期治疗中的一些事情。有时候没有及时去医院，有时候擅自停药，还有偷偷抽烟，甚至最后药物的使用也可能已经超过了医生的医嘱。我不知道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长期的疼痛、反复的治疗和身体越来越差，让他慢慢失去了继续坚持的力气。我不愿意替他解释，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告诉我答案了。我只能记得，他直到生命最后一段时间，仍然在做一些很普通的事情：母亲去上班，他还会热菜、做饭、洗碗；他会自己去医院；7月份还能骑共享单车；9月份还会给小裴转2000元钱；临终前还会告诉我们，以后要过好两个人的日子。

这些事情，比“坚强”或者“伟大”之类的词更接近我记忆里的父亲。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开了近40年车的人，一个喜欢打游戏、玩掼蛋和斗地主的人，一个相对节省的人，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一个会修家里水电、会折纸、会给孩子买玩具的人，也是一个做了父亲以后，一直在承担一个父亲该承担的事情的人。

十四、10月2日

10月2日，是下葬后的第二天。早上很早，我被窗外的雨声吵醒。那天雨下得很大。我躺在床上，突然想起前几天发生的所有事情：9月29日早上的床单，父亲最后的呼吸，殡仪馆，火化炉，头骨，那个小盒子，还有这些年。

我其实没有想过要对父亲说什么，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话，也没有什么一直想说却没有说的话。只是突然觉得，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说了。趁着家里其他人还没有醒，我鼻子一酸，尽量不让眼泪掉下来，不想让它沾到被子和枕头上。